无论是去年高考作文的《诚信》，还是今年的《心灵的选择》，考题一经公开，立即受到一些人质疑。责难者说，这类预设好惟一正确标准的考题会使考生“口是心非”，考生为了高分“不得不说假话、空话、套话，写言不由衷的道德文章”，“高考作文快成了‘假话工厂’”，认为这类考题误人子弟，实不可取。更有人说这样做正好可以鼓励学生在定向思维习惯下张扬个性，可以培养他们的想像力和发散思维的能力。
高考作文如何选题？考生如何立题？阅卷老师又如何判题？今年的高考作文又一次给我们出了一道难以取舍的选择题……
为高考作文一辩——《中国青年报》
高考作文题预设一个“正确的标准”，即提倡讲诚信、舍身取义被指为考生“说假话”之源，这正如指责路标妨碍了行人的自由，逼迫他们奔向本不想去的地方一样。行人有愿意误入歧途的吗？
责难者极力提倡让考生作文有“说真话”的“自由”。什么是“真话”呢？去年高考考生“循着‘鼓励’的方向，以言不由衷的说谎相应对”，今年“考生惟一可选择的，就是编造虚假的故事，抒发虚泛的道德情感，表达虚夸的道德理想”。论者看来，即便不是全部，也有相当多的考生“为了高分”在说“假话”。为什么“循着”文题“‘鼓励’的方向”写出的文章被视为被逼出来的“假话”呢？这与对考生现状的判断有关。除极少数外，考生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少年，虽也会受到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但接受的主要是学校的正面教育。他们对“诚信”、“舍身取义”的体会和认识会有深浅不同，但共同的是他们都有起码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有爱憎分明的感情。他们中作文立意为讲“诚信”、“舍身取义”者，有多少会是违心之论？不信，试将作文题改为中性的《诚信可有可无论》，他们作文主题的指向大致不会改观。若改为《颂欺诈》，他们如不举座皆惊目瞪口呆才怪。这两年的高考作文题是逼着考生说“假话”，还是引导他们讲真话，因对学生整体的道德素质、思想素质、认知能力评估不同，结论自然会迥异。如说这样的文题导致高校“以考生说谎的优劣定取舍”，那么跨入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会认同吗？
责难者不但为他们所说的相当多的考生被逼说“谎话”而焦虑，也为他们难觅游离于“正确标准”之外的“真话”而遗憾，更为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真话”必被判为低分而不平。如果评文必论真假，这“真话”与“谎言”的判定就给阅卷者出了天大的难题。如将“循着”文题“‘鼓励’的方向”写出的文章，多以“言不由衷的说谎”判为不及格，恐怕那官司将多得吃不了兜着走。如惟“真话”为上，颂扬“欺诈”提倡“见死不救”也许确为“真话”，倘给高分，那么在鼓励“真话”的同时，岂不也肯定了道德上的虚伪（“欺诈”本身就是“假”之一端）和丑恶？在高考卷纸中难寻这类“满纸荒唐言”的文章踪迹，是应该遗憾，还是应该庆幸？
作文题的拟定有极广阔的空间和极大的学问，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但高考作文题必得在一些方面有明确的界定，是既自由又不自由，犹如平衡木比赛。这是考出写作水平所必需的，文题具有鲜明的思想道德取向也无可厚非。“命题者预设的主题与思路”只要正确，会在考生的成长中起到良好的作用，使考生受益终身。我们提倡讲“真话”，但借此就判定凡有是非导向的文题就是逼考生“说假话”，凡符合题意、内容正确的文章多是在“迎合”考题，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这不但无据，也有害。
有此一辩，并非说这两年的高考作文题至善至美，今后应一律照此办理，而是就其得失提出一点不同看法，与关心此事者讨论。
教育需要心灵的选择——《北京青年报》
今年全国高考作文题目是《心灵的选择》，由头是出题者讲的一个故事：有一位登山者，途中遇到暴风雪，突然脚下碰到一个僵硬的东西，他扒开雪地一看，原来是一个冻僵的人。经过心灵翻江倒海的思量之后，他决定救这个人。于是他脱下手套，开始给那个冻僵的人全身按摩。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他救醒了，两人搀扶着走出雪地。
“也许人人不一定能够碰到这样的生死抉择，但是我们生活中也会面临一些与触动心灵有关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选择？为什么会作这样的选择？”7月19日，四川省高考阅卷工作接近尾声，高考作文的评卷教师们经过一番争议，最终通过三次改判，将一篇名为《潘金莲的选择》判为佳作。据阅卷教师透露，这篇文章最初在评卷老师那里只得了20多分（满分60分），其原因在于考生将潘金莲在武大郎和西门庆之间选择的落脚点定在西门庆上，这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但是，又考虑到这篇文章文笔流畅、行文优美、引经据典，分析得很有道理，于是最后又将此文提出来与整个阅卷室的数十位评卷教师讨论，结果争议很大，从20多分改成了40多分，继而请示评卷指导委员会，最终被认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给出了相当高的分数。
这位考生无疑是幸运的，他的那篇文章凝聚了阅卷老师们纵横交错的心灵电波，最终，阅卷者通过“心灵的选择”，被肯定为一篇笔触丰满、见识别致的佳作。在为这位考生庆幸的同时，我忽然想到，在这背后，又会有多少这类文章被视为异端、被判为低分呢？我相信，像这样能够经历三次改判的幸运的“异类”文章是微乎其微的。我能想到，在那些被误判的文章背后，留给考生们的是无尽的血和泪、悲和愁的痛苦。
这些年，高考作文评分的失误已成了广大考生和家长心中永远的痛，产生失误最大的原因就是阅卷的随意性造成的。产生这些随意性的失误主要在于阅卷老师的责任心较差，也与阅卷老师在改卷时的心绪有关。其实，每个阅卷老师都应该有一把对考生负责的“尺”，去丈量自己的灵魂，这样，在评判考生作文时，才能以清醒、认真、细致、负责的精神和态度来做出自己“心灵的选择”。另外，现在的作文阅卷方式下，阅卷老师时间紧，任务重，我的一位多年参加高考作文阅卷的同事就说，每篇作文留给阅卷老师的时间只有两分钟左右，尽管这两年作文评分方式有所改进，但细则较多，操作很难，阅卷老师仍然有点疲于奔命之感，出现错判误判是很难避免的。出现作文误判也与阅卷老师的业务素质大有关系。阅卷教师的个人业务水平、文化品位等都会决定和影响着对考生作文的评判。要知道，作文判分的公正与否不仅关系到考生的前途和命运，也影响着高考评分的可信度，它也给现行中学作文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
其实，现行的教学模式和考试模式也是产生作文错判误判的重要祸根。比如，现行的作文教学模式是采用僵化的套路训练模式，迫使考生走入预先设定好的轨道，写那些人云亦云的八股文。同时，作文的命题者已为考生界定了写作内容、价值取向，并以此束缚着考生的思维。要知道，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创新精神的人。陈寅恪曾提出知识者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我们的教育和考试模式都在扼杀学生们的自由探索精神。上文评判《潘金莲的选择》的老师们都有这样的感慨和忠告：“考生言他人所不敢言，在高考时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他们希望以后的考生在选择如何作文时还是三思而行。”面对这样的感慨和忠告，我深感悲哀，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让考生们在写作时要符合一种意志规范，不要刻意创新。
显然，这些都是违背现代创新教育理念的，最终也只能豢养出更多惟命是从的庸才。一个没有想像力的人是没有创造前途的人，一个没有想像力的民族是没有创造前途的民族。我们现在应该鼓励学生张扬个性，培养他们的想像力和求异发散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会为民族培养出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人才，使我们的民族赋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这一切还需要整个教育界做出“心灵的选择”。
玄乎的“敢言”——《工人日报》
四川省高考阅卷结束后，其中一篇名为《潘金莲的选择》的作文，从潘金莲自身的角度，分析了在武大郎和西门庆之间选择的种种利弊，文笔流畅、行文优美、引经据典，自有一番道理。但因其落脚点定在选择西门庆上，与传统观点格格不入，最初在评卷老师那里只得了20分（满分60分）。后来经讨论并请示评卷指导委员会，委员会认为此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给出了相当高的分数。对此，评卷老师们都有这样的感慨：考生言他人所不敢言，在高考时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
阅卷老师的感慨，言外之意，奉劝考生面临高考这场“生死抉择”时，还是应悠着点，千万别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如此“忠言”，考生岂敢不听？
尽管此生观点存在可讨论之处，但问题在于，“言他人所不敢言”，正是多年来我们一直所倡导的文风，也是当今最短缺的“文风诚信”。让人遗憾的是，我们一方面在向学生灌输实事求是的思想的同时，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又总是拿着“标准”的尺子对具体的东西挑出锋芒，拣出筋骨。照此下去，剩下的即便“肉”再完美，也不过是软得提不起来的“标准”文章：没角没棱，没有己见，没有特色。然而，这样的东西容易赢得一片喝彩，而像《潘金莲的选择》这样的文章，反而成了玄而又玄的“危险品”。
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说，高考不亚于人生第一笔最大的风险投资，稍有不慎，“血本无归”自不待言，说不定还失去了今后继续从事“投资”的资格。在高考这个风口浪尖上，敢于言他人所不敢言，确实承担了太多的个人风险，未知系数太多，让人“赌”不起呀！
“敢言”变得玄乎，毕竟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要走出这个“危险地带”，关键还在于应授予阅卷老师以“尚方宝剑”，给他们突破圈圈框框的权力。就高考作文阅卷来说，传统的“观点至上”应该让位于文章是否有新意，不能因为站在潘金莲的角度说话就“大逆不道”。假如四川那位阅卷老师“保守”一点，想必这篇佳作也就石沉大海了。即便考生自恃才高八斗，提出复查成绩，想给自己多加几十分的作文成绩，恐怕门都没有。因此，阅卷老师的高素质、责任心，对考生意义重大。
“心灵的选择”，从本质上说，更是现行的高考如何最大限度给考生以充分施展才能空间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高考作文就像一面多棱镜子，既可折射出考生个人的素质到底有多高，也反映了一些更可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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