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消息：

　　·过去在政府全包全揽的体制下，公民丧失了参与慈善的主动性，慈善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到了破坏甚至扼杀，现在到了唤醒全民参与慈善事业的时候了

　　·以往，慈善事业的行为主体是官办色彩浓厚的“二政府”组织，而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民间组织才是进行慈善事业的重要团体

　　对于中国人来说，慈善或许是一个近十年来才出现的新生名词，因为根据北京大学政府学院田凯博士的研究报告，“直到1994年为止，《人民日报》几乎没有使用过‘慈善’这个词，在不得已的时候，往往使用‘公益事业’来代替。”

　　然而，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主张；从乡间的义塾到寺院的救济扶困；从政府的开仓赈灾到社会的慈幼济贫，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从不缺乏慈善的因子。翻阅1948年《中国年鉴》，当时全国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者1969个，占47％。

　　时间回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慈善事业开始出现倒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政府包揽了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灾害救助、兴办福利机构等，而作为慈善活动主体的民间组织力量却日渐衰微。除了体制的抑制，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破坏进一步将慈善事业“打入冷宫”。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后慈善事业也迎来了新的春天。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用“一些慈善组织开始露头”点明了慈善事业的复苏。从1981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率先在北京成立，到1985年在南京成立爱德基金会，一直到1994年，以慈善直接冠名的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慈善组织陆续成立，说明我国慈善事业开始逐步恢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现代慈善事业更是出现了明显的改观，记者从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获得的数据显示：目前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已经发展到28．9万个，基金会1016个。这些民间组织中，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中华慈善总会和各级慈善总（协）会有731家，从事救死扶伤等人道主义救助的红十字会有7万多家。社会捐助站（点）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迅速发展，目前全国建立了3．2万个社会捐助接收站（点），初步形成了社会捐助服务网络。

　　历经坎坷之后，我国慈善事业正在恢复中发展壮大。

　　可喜的变化

　　进一步分析，也许我们会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抱有更乐观的态度。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吕海波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的内涵有了扩大。慈善以前主要是指以物质捐赠为主的救济扶困，现在慈善则多了一层社会扶助的含义，包括救贫救伤救老等，还有精神层面的救助以及能力建设、能力培育等。的确，无论是希望工程、春蕾计划，还是微笑列车、幸福工程、保护母亲河行动，这一系列公益品牌在救济扶困、社会扶助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徐永光的名字最早是和希望工程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全国起步较早的慈善项目，希望工程的主要关怀对象是失学儿童，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慈善事业的主要流向是教育，“如今慈善事业的主要流向从教育扩大到了弱势群体、残疾人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徐永光对记者表示。

　　慈善事业在方式上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单单是金钱物质上的付出，奉献时间和知识也是从事慈善的主要方式，比如近些年在我国各地出现了“时间银行”，专门储存帮助别人的时间，你为别人服务的时间越长，就能够置换到来自其他储户的更多帮助。另外据了解，我国目前有组织的志愿者，包括扶贫、教育、科技、医疗、环保、法律援助、社区志愿者已经达到1000万人。2001年，我国18岁以上公民志愿服务贡献时间就达到189亿小时，其贡献值折合人民币1968亿元。“志愿者没有直接付出金钱和物质，但是他们的贡献甚至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徐永光说。

　　各类民间非盈利组织、私人基金会的逐步发展则是我国慈善事业近年来的突出变化。以往，慈善事业的行为主体是官办色彩浓厚的“二政府”组织，而“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民间组织才是进行慈善事业的重要团体。”吕海波告诉记者。据介绍，去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基金会条例》为草根慈善组织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条例》指出私人可以办基金会，而且门槛仅为200万元，这就为任何有志于从事慈善事业的个人、企业创造了条件。

　　“现在，公众捐款不仅可以通过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的慈善组织，还可以通过私人基金会或者项目机构。”徐永光的一番话指出了我国慈善事业在渠道建设上也日趋多元化。

　　沉重的话题

　　然而，乐观的同时我们还要有清醒的认识。慈善事业的种种问题和困难已经摆在了面前。

　　在采访中，徐永光算了一笔账，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2004年，美国私人捐赠数额为2485．2亿美元，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仅为十多亿人民币。

　　而且我国国内的慈善事业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赖海外捐献，据了解，全球性的大型基金会、海外的华人企业、跨国公司和个人捐献在中华慈善总会所占比例近80％。

　　中国人缺少慈善因子吗？

　　当然不是！

　　根据希望工程的调查，我国城市人口中有63％的人曾经为希望工程捐款。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曾表示，在美国的慈善捐款活动中，华裔是很踊跃的参与者。另外，在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华人华裔慈善活动同样非常活跃。

　　“中国慈善文化的普及和教育并没有完全深入下去。”吕海波指出了一定的原因。他认为，过去在政府全包全揽的体制下，公民丧失了参与慈善的主动性，“有时候政府干脆从个人的工资直接扣除一部分当做慈善捐赠。”吕海波说。徐永光对吕海波的观点也持相同意见。慈善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到了破坏甚至扼杀，“现在到了唤醒全民参与慈善事业的时候了。”

　　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尴尬境遇也是阻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大部分慈善组织几乎都同当地的民政部门关系密切，一些慈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甚至直接来自民政部门，慈善组织“二政府”色彩过于浓厚。民盟中央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刘骆生就曾向媒体表示：“政府行为一直都是我国慈善事业的主渠道。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救助行为显然不可能做到全面覆盖社会上需要救助的人群。”

　　徐永光形象地把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比做社会“板凳的三条腿”。遗憾的是“政府这条腿又粗又长，企业这条腿比较短，民间组织这条腿则是短得不能再短，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到。”他分析道。

　　此外，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强、慈善免税制度的滞后都制约了人们从事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早前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的一个随机调查显示，对专门的慈善机构不信任，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把钱捐出来的一个原因。而类似“胡曼莉事件”的频繁曝光，更是增添了人们的不信任感，因此吕海波建议“我国的慈善组织应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避免善款运作的不规范和不透明现象的发生”。

　　还有一个话题我们不能忽视，在讨论中国慈善事业时“富人责任”是经常被提起的。中国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的言行显然受到了社会和媒体的最广泛关注，然而根据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的研究报告来看，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2003年上《福布斯》财富榜的100位中国富豪，有七成没有出现在“2004年中国慈善榜”中。

　　“富人的社会责任有很多，从事慈善事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履行其他的社会责任而从事慈善事业，就是伪善。”徐永光语出惊人。在他看来，富人的社会责任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对社会负责，不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二是尊重员工权利，比如不拖欠员工工资；三是不能破坏环境；最后才是回报社会，从事慈善事业。“如果前面几条标准富人都无法完成，那么从事慈善事业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徐说。

　　吕海波同样将富人捐赠看作是其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回报社会的表现。从学者的角度出发，他也更赞成从培育全民慈善意识的角度来看待慈善问题，而不仅仅是将富人责任作为焦点。

　　不可否认，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和讨论。

　　中国慈善事业，在路上。（辜□）

责编：汤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