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提起教育行政复议直指资源配置不公

     记者：张宁锐

    目前仍未结案的“申博”案，是建国以来教育领域第一例高校对行政部门提起行政复议的案件，对我国学位制度建设、高教改革、教育领域的法制进程以及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教育民主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反思意义。

　　7月18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筹建中的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学位制度建设——西北政法大学‘申博’案法律分析”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及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的十几位法学专家，就西北政法大学“申博”行政复议案涉及的教育制度和法律问题展开讨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湛中乐作为本次研讨会的组织人，他如上说。

　　学术被行政奴役？

　　专家认为，198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基本上是由国家控制的学位制度，整个制度安排上都更多强调行政管理方面的功能。“1985年开始教育体制改革，一个基本取向就是要重新处理学校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经过二十多年，实际上政府和学校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学校也通过相当多的途径获得了很多的办学自主权，但是在学位授予方面我们没有看到实质性的进展。”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说。

　　记者了解，学位条例制定时，我国高校还不是独立的法人，而现在所有的高校都是独立的事业法人，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建顺介绍，教育部曾组织专家研讨对学位条例进行修订，但后来却没有结果。

　　“学位制度本身不是一个典型的行政管理制度，而是一种带有学术评价性质的制度，不可能完全通过行政许可等一些行政管理的方式来实施管理。所以我们在学位条例当中做了特殊安排，成立了从国务院到高校的学位委员会。”劳凯生分析说。

　　西北政法大学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被申请人是陕西省学位委员会，而整个案件牵扯最多的机构也是该委员会。很多与会专家认为，学位委员会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专家分析认为，在“申博”案中，在选择和聘请专家、评审各学校的申报材料过程中，作为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办事机构的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其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位委员会应该是议事机构，是法定资格成员按照法定程序开会决定学位授予等事项，这个权力不应当旁落。现在看来委员会制的权力旁落了，委员会办公室取代了委员会。”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说。

　　“我们感觉学位委员会好像有点虚，实际权力都在行政那边，而行政又不公开，大家就对你有意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明安说。

　　劳凯声认为，这是较普遍的现象，“教育部有学位委员会，但是实际上真正行使这项权力的机构是教育部的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相反的在他之上的学位委员会倒成了咨询机构甚至只是中介性组织。学位授予权从审查一直到批准，实际上是通过一种行政许可的方式来实施的。”

　　“这正是中国当前学位制度的一个症结。如何设计符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的学位制度，从而让学位制度回归其本身学术性质值得期待。”劳凯声说。

　　教育资源配置

　　公平还是竞争？

　　关于博士点利益之争的报道近年来不绝于耳，“申博”案自然也被纳入这一范畴。关系高校利益的实力排名、课题申请、项目经费都与博士点挂钩，所以争得博士点便意味着高校争得很多利益。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博士点近年来迅速增长。

　　处于“申博”案漩涡中的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我国法学博士点是不少了，但整个西北五省司法系统的法学博士数量屈指可数，原因就在于本地区缺少培养法学博士的平台。如此下去，西北地区的法律人才队伍永远赶不上发达地区，这不仅仅是老师和学校的小利益，更是国家的大利益。

　　一方面认为“博士点”争夺是利益驱动，另一方面又现实存在博士点分布上的不均衡，甚至分配上的不合理。“博士点也好，硕士点也罢，这些都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博士点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因此资源配置的合理自然需要关注。”安徽大学教授、高教所所长程雁雷说。

　　“我觉得教育主管部门面临很大难题，一方面有更多的学校想建立博士点，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的博士点显得太多了。现在政府拿出的措施是适当地扩大、同时积极地引导并加以规划。但这种思路还是计划分配指标的思路。”何海波说。

　　何海波认为，作为国家学位制度，学位评审可以设计一个最低的门槛，能通过这个门槛的，按资质审定并授予博士点；而不是按指标分配，引发高校恶性竞争。

　　教育领域法制化的

　　孱弱与觉醒？

　　“西北政法大学最终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学校的利益，这印证了一点，司法应该是解决社会矛盾最终的机制。”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耿宝建说。

　　耿宝建认为，教育问题是民生问题，“以前教育领域出现问题可以在教育行政机关内部私了，现在却更多地进入了司法环节，这彰显了教育领域法制意识的觉醒。”

　　同时，这个案子也恰恰透视出教育行政领域法治化程度仍然很低。

　　“申博”案有多处遭受各界“违法”的质疑，比如:部分高校材料造假，而学位委员会没有进行相关处理却让重新填报；按相关规定陕西省学位委员会专家任期4年，但本次参与评审的部分专家11年未变；委员会表决的出席专家人数不到半数，等等。

　　“‘申博’案引发我们对政府与高校的法制关系的思考，比如学位授予审核主体和法律地位，各个关系主体的权限划分，审核的方式、程序、效率，等等。”程雁雷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秦惠民认为，如果专家组的组成和高校的申报材料公开并经过公示，整个评审程序公开，就能基本保证这件事情的透明性。

　　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相关文件中对程序公开透明已经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也有明确表述。但如何建构起真正促进高校发展的法制机制，并将政策法规更好地落到实处，行政部门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制度设计上做得更透明一点，更公开一点，那这件事情大家就不会像现在有这么多怨气。”劳凯声说。

责编：张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