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义资料图

近年来，微生物耐药已经成了世界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问题之一，各国政府也不断在医疗体系中加强相关监管力度。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人类使用抗生素的70年以来，环境背景中的抗性基因的含量也已经呈不断增长趋势。抗生素及其抗性基因的污染已遍布水、土壤、大气等介质，而在以污水处理厂和固废填埋场为代表的人工环境中，其污染水平更高。
　　2006年，美国科学家首次提出将抗生素抗性基因作为一种新兴环境污染物来看待。罗义敏锐地想到：中国不仅是抗生素生产大国，更是不折不扣的抗生素使用大国，因此中国环境中耐药基因的问题理应比美国更加严重、迫切。
　　她以环境中微生物耐药细菌及其携带的耐药基因作为研究目标物，定量表征其在水、土壤和大气环境以及生物体内的浓度、分布及其传播扩散，尤其关注不同的环境条件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及释放的污染物如何影响这些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在环境中的增殖和传播。
　　历经 10 多年的持续研究，她的团队发现了我国的流域耐药基因污染与畜牧、水产业抗生素的使用模式之间存在关联：养殖业中使用的抗生素大部分直接通过动物粪便排放到了土壤和水环境中——这些抗生素对环境中的微生物产生选择压力，由此造成环境中耐药基因的增殖和富集。
　　传统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具有“总量”确定、积累缓慢、并会随着传播途径被逐渐稀释不同，与传统污染物相比，耐药基因的污染和传播更具复杂性和危险性，由于耐药基因的携带载体为微生物，耐药基因一旦出现，会随着微生物的垂直传递以及不同微生物种属间的水平转移而出现增殖和富集，并在水、土、大气等介质间进行传播和扩散。倘若耐药基因被肺炎克雷伯菌或鲍曼不动杆菌这类致病菌获得，人类恐怕将对其束手无策。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理论预测。就在去年，江浙一带就有儿童检出体内存在兽药抗性基因，这极有可能是通过自来水或各种受污染的食物摄入的。罗义的团队近期还在一些污水处理厂的出水中发现了若干株“超级细菌”，其中携带耐药基因NDM-1的菌株更是对10种以上的抗生素表现出耐药性。
　　罗义认为，不同的污水处理工艺对耐药基因的增殖影响是不一样的，而生物处理之后，进行化学氧化处理对耐药基因的消减是很重要的措施。这种从源头控制的手段可谓最经济、最便捷的管理办法，受到了国家环保部门的重视。
　　除了调查、采集更多的基础数据，为管理部门建立污水处理厂、制药企业的排放标准提供指导之外，罗义更关心的是未来环境耐药基因将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威胁。作为每年生态毒理学大会中“环境中抗生素和抗药基因”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召集人之一，她发现：国内更多的是环境领域的科学家在本领域内针对耐药基因污染进行研究，而国外则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生物、医学和环境领域等开展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因此对新污染形势下耐药基因的传播及其扩散机制的研究更加深入。
　　为此，罗义的团队开始通过小鼠模型和肠道模拟模型，探索耐药基因如何从环境进入到人体，并将对人类疾病产生何种影响。她说：“抗性基因的传播规律与传统污染物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常与医学院的教授讨论问题，希望把工作做得更深入一些、能够在生物学机制上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