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恢复高考后，我报考了中专，被地区工业学校录取，据后来老师说，我还是第一名。我学的是化工专业，再具体说就是小氮肥生产工艺，基本目标就是为各县纷纷兴办的化肥厂培养技术人员。学业负担不重，那时也不存中专学历低还要继续上大专、本科的想法，当然也没那种学制。在学好规定课程的同时，上高中时给报社写稿的冲动不知怎么又勾起来了，课余时间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一些文学书刊晚上趴在床上看。看着看着就自己半模仿半创造地涂抹了起来。想起来好笑，那时什么都不懂，但什么都想写。散文、诗歌、评论、小说、快板、相声、故事等等，什么文体都写过。看到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文种，自己就冥思苦想自己写一个出来。那水平可想而知，肯定是见不得人的。对我来说，写写划划也不过是个爱好，压根儿没想过成什么气候，也没敢往任何报刊送过。忘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一本我们县文化馆出的文艺期刊，突发奇想就把我写的一个数来宝《俩砸锅》给寄了过去，没曾想不长时间就给发了出来，还作为了春节群众文艺节目的脚本。《俩砸锅》说的是两个刚结婚的老同学，在到商店买锅的道上相遇，相互诉说在家砸锅的缘由，一喜一悲，讽刺买卖婚姻、索要彩礼，颂扬自由恋爱、新事新办，这个题材可能正好符合了当时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就这样我与县文化馆有了交往和联系，李亮老师（副馆长，后来做过县文联主席）在我练笔上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中专二年，80年3月毕业并经县委组织部分配到县化肥厂上班，先到车间当操作工，几个月后到生产科当技术员，又几个月科长生病休息，我就成了代理科长。一起分到厂里的还有我的两个同班同学。我有正式工作了，每月有工资了，我超负荷的满足了，工作很卖力，上下左右人缘也很好，但业余时间涂抹文字的爱好还没丢弃。写了个反映被打成右派的工程师生活抉择的短篇小说，起名叫《晨光》，得到了文化馆老师的好评，并予刊载；还给县广播站写了一些带有理论色彩的广播稿。化肥厂离县城三四里路，每当接到广播站要播出我的稿件的通知，我就借个自行车到县城找个安着大喇叭的电线杆，在底下一字一句地听，听着男女播音员圆润的声音念着自己的文字，真是一种享受。
我的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业余爱好，但就是这个爱好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81年底的一天，厂长突然给我说，县委宣传部来人了解我的情况，可能要调我到那里工作。当时，我连宣传部是干什么的都不太清楚，只知道那是“大院”里的机关，怎么会让我去？后来找几个年长的在县城工作的老乡了解，才略知一二。终于有一天，厂政工科通知我办手续，说县委组织部下调令调我到县委宣传部。到宣传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调我的原因。原来县委宣传部想找一个能写材料的年轻人，找到文化馆时，文化馆的领导推荐了我。到一个专搞文字的新岗位，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我有这个爱好，忧的是我的文字功底其实上不了台面。已经来了，就只能干下去。我开始的工作任务是搞通讯报道，白天四处采访，晚上写成稿件，经领导审签后发出去。后来中央、省、地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我跟着他们学，慢慢也就上了路。我的名字前面加上“本报通讯员”登载的新闻、通讯也就隔三岔五地见诸报端。
两年后，我去上了电大，苦学了两年，总算有了点文化修养。回到宣传部领导安排我搞理论，正赶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学习贯彻，给县委领导写署名文章、党校讲课、编印企业改革的典型成果、组织工人、农民理论研究会，等等，着实红火了一番，我自然也成了县城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后来，我就被任命成了部门的领导干部。
我原来所在的县化肥厂几经改制易手，倒闭好几年了。我的几位要好的同学、工友，有的给私企打工，有的下海做生意，也有的托关系调到了事业单位，工作、生活的都是辛辛苦苦。有时想想，我如果不是改行，现在也许早已是下岗职工了。所以，我当倍加珍惜现在能够且无后顾之忧地为人民做事的条件和机会，在本职工作上努力为之。
责编：陈昌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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