扪心自问，我是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我属于满足于低层次需求即可获得快乐和动力的人。我曾经给怎样才能感到幸福开出过一个公式，即：幸福=现实/欲望，对一个个体的人来说，现实往往是一个变化不大的定值，那么幸福感的大小就取决于欲望的高低，欲望高而现实无法满足，就会怨天尤人、牢骚满腹甚至灰心丧气，而欲望低，就会觉得心喜气顺、善待生活。我以为我是后者。
1974年底高中毕业后，父亲怕我受不了干农田活儿的苦，求得大小队干部的同意，就让我随同村里的几个论辈分该叫叔叔、哥哥的社员，一起去150电厂做民工。150电厂离县城大约五六里路，离我们村就是将近50里。75年的正月初三，大雪纷飞，我们六七个人每人用一根粗棍挑着铺盖卷和简单的行李，踩着半尺厚的积雪上了路。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家，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负重徒步走那么远的路。那年我刚满15岁。灰蒙蒙的天，白茫茫的地，头顶上热腾腾的蒸汽，飘在脸上凉丝丝的雪花，那般情景和感觉终生难忘。
我们先插在石门公社的民工连干活，挖土添沟，我的任务是用排子车拉土。不成想，三天后，我们公社时实际上就是我们村也搞起了一个民工连，我被选作事务长。村里来干活的民工每月一轮换，一般都有百十来号人。连部的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和事务长，不轮换。我管买粮买菜、伙食调剂，管工程结算，管连队整个财务收支，每月还得给大队交工计分（就是每一个劳动力，每月按28天算，每天交给大队8角钱，生产队记10分工。当时10分工折合工钱2角左右）等等（这个阶段我要专门记述）。这样干了一年多，民工连撤离，我或许是小事务长当的还算不错，就被工程处留下做工地保管员，后又把我抽调到市里工程处基地总务科当会计，一直做到78年3月去上中专。这期间，我从民工变成了临时工，每天的工资是一块五毛二。我的工作是很体面的，好几个工地上千名职工的吃粮定量指标、粗细粮调剂都由我审查核定，各个科室、队组的办公用品由我采购核发，很是令人羡慕。当时除了机关干部外，不管干什么的工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正式工或叫固定工，一类是合同工或叫协议工，临时工很少，一般都是季节性的。临时工是最没身份和地位的，随时都可能被打发走，而临时工都只能做最脏最累和一些粗笨的工作。我是个临时工，又做着机关干部的工作，应该说是极少极少的，那些在建筑工地干活的人来找我批定量，换饭票，十有八九不知道我是个临时工。我和处里及科里的所有领导没有任何的特殊关系，他们只是因为我当民工事务长干的不错才用的我。为了领导的信任和赏识，更为了不被打发回生产队干农活，我时刻小心谨慎，处处与人为善，好多老师傅对我的厚爱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当时正是十七八岁有理想有抱负的年龄，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当个合同工。为此，我也付出过努力，我多次请求工程处政工科、劳资科的领导，到我的家乡招工时把我给招来，但那时招工是有计划的，县里报不上名单，他们也没办法。有一次，政工科的一位副科长说他要到我们县招收合同工，让我给家里人说说，在县里或公社领导那儿想想办法。我知道我们家在县里是一个人都求不上的，公社的一位副书记是我大爷的一个远房亲戚，听说很管事。于是我就搭车连夜回到100多公里的家里，先让我大爷和我父亲想办法找，没结果，我又拉着我大爷的儿子我的堂哥直接到这位副书记下乡的地方去找。找到后，我含着眼泪说了我的要求，我做临时工好几年了，用人单位愿意接收，希望公社能给我一个名额。没想到他连正眼都没看我一眼，说了句“统共给了6个招工指标，光公社、大队干部还分不停呢，再有10个也轮不上你”，就走了。
合同工的理想破灭了，我感到了前途黯淡。好在我的临时工一直没被解雇。77年底听说恢复高考，我抓紧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但我担负的工作任务很庞杂，没时间，又深知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很脆弱，到临考前又改报成了中专。那一年在我老家现在的一个镇中学参加考试，我们村去了30多人，全公社去了200多人，无论大学还是中专，我是唯一一个被录取的。
十多年后，我成了一个县直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有一位县领导总爱讲一句话“都给我好好干，不好好干我就撤了你”，这话让好多人觉得很不舒服。有一次，我就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是凭党性凭良心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吗？是当个合同工，你要说我不给你好好干就撤了我，你还能不让我当个合同工吗？能当个合同工我就心满意足了。
责编：陈昌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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