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一名因工作而苯中毒的工人接到病危通知书。由于维权难,有些职业病患者等不到赔偿到来的那一天。杨曦摄
取证难于上青天无奈状告卫生局
两个职业病患者的维权之路引人深思
同样是遭遇职业病，两个人却又不同的命运。
2005年5月，江门新会一家集装箱厂工人黄林(化名)，每天全身酸痛，疲惫和嗜睡。两个月后，皮下出血和瘀斑击垮了这个当过几年兵的湖北汉子，老家医院诊断———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2007年“五一”来临前，工友从该厂电脑上发现一份《2006年单位对外礼品单》，职业病鉴定相关部门赫然在列。半月后，两年多艰难维权路陡然转向，5名工友相继被认定。
而此时，胡旭容还是深圳市宝安区手机充电器工厂流水线上的熟练工，在半成品厂房里打工，每天都在接触一种叫洗板水的有机溶液。
2007年9月26日夜班后，两年来的四肢乏力和头晕，最终也击垮了胡旭容。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确诊，她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29岁的川妹子，就此丧失劳动能力。
即便是千辛万苦获得鉴证材料，即便是检测出车间含有苯(一种有机溶剂，可致癌)，几次诊断和鉴定书上的结论始终一致：不能诊断为职业苯中毒。
一年多来，她拖着病怏怏的身体游走于深圳和广州之间，素色小挎包里装满了各类法律法规。悲伤之余，她也显示过“强硬”的一面：《职业病防治法》规定，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应当诊断为职业病。
维权过程中，深圳市卫生部门一位官员私自出钱，为胡旭容买药，直到现在。而这，更让她隐约感到职业病鉴定之难：如果化学中毒类的职业病，也有肉眼可见的明显症状，我也会做出“开胸验肺”这样的事。
而今，黄林辞了集装箱厂工作，去到深圳打工。胡旭容因为没钱，治疗只能断断续续，她仍奔走于深圳和广州之间。
发病
“医生问我做什么工作，然后叹口气，摇了摇头。”
她走路越来越慢，说话越来越短。
2005年12月至2007年9月，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一个4平方米的出租小屋容纳了这个来自四川仁寿县的外乡人。
胡旭容在镇上的飞煌电业制品厂流水线上工作，生产手机充电器。在B栋4楼PCBA车间工作期间，她共做过洗板、目检和执锡三个工种，其中最后的执锡工作长达一年零七个月。执锡岗位紧靠在洗板岗位旁，每天都要长时间嗅、触到洗板液(一种有机溶液)。而对里面的化学成分，胡旭容一无所知。
“每天都需要经常接触，甚至有些时候一碰就是一个多小时。”胡旭容说，在此岗位工作，工友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连手套都没发过。
2007年9月25日，是她最后一个夜班。翌日早上7时，下班回家睡觉，2个小时后醒来时，胡旭容再也撑不下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总是感到心悸，畏寒，发热，恶心，头晕乏力。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检查认定，胡旭容患上了再生性障碍贫血。
“医生问我做什么工作，然后叹口气，摇了摇头。”对年轻的胡旭容而言，这个疾病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后，她无由来地思念远在四川仁寿县的父母，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2007年底，她离开深圳，在华西第一人民医院接受门诊治疗。自此，她走路越来越慢，说话越来越短，身体每况愈下。
8个月里，她只能靠吃药维持身体。每月光住院费就需要几千块，父母多年的积蓄告罄。“丧失了劳动力，我就是一个废人，父母整日以泪洗面。”胡旭容精神绝望。
这种绝望也一度发生在黄林身上。
2003年7月到2005年5月，江门新会一家集装箱厂，三个大厂房拼成的大车间里，黄林做冲压工，2005年5月他感到身体疲惫，嗜睡和浑身酸痛。
7月下旬，黄林牙龈、皮下出血，全身瘀斑。他决定返回湖北枣阳老家治疗。枣阳市人民医院的诊断———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让当过兵的黄林大惊失色。
正名“职业病”
集装箱工人每月只发5个口罩，一年只有2双防护鞋。空气不畅通，烟尘笼罩车间。
离家出走那天早上，胡旭容回望了华西第一人民医院最后一眼，沿着街道随性走去。“走到哪算哪，反正不回仁寿了。”
途经四川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的字眼引起了胡旭容的狐疑：之前，每到一家大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她“做什么工作”，听闻后，连连摇头。在门口石凳上费了一番踌躇，她掏了7元手续费，走进去。
“你这是职业病啊，就在这里赶紧做检测吧。”防治院的医生误以为胡旭容在四川的工厂上班。医生一句话，将她从梦中点醒。
胡旭容将自己在“流水线”上的工作放了一遍电影，越想越觉得自己正是医生所说的“疑似苯中毒引起障碍性贫血”。出走一天后，她找到了方向：2008年10月，胡旭容拖着病体飞回深圳，决定为自己的“职业病”正名。
黄林也将自己的灾难和职业病联系到了一起。
“离喷漆、烤漆最远，谁也不会想到我会染病”，但集装箱工人每月只发5个口罩，一年只有2双防护鞋。“空气不畅通，烟尘笼罩车间。”黄林说。
公司买过医保，黄林从老家返回，住进江门中心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查阅相关资料，获悉接触油漆也可能导致苯中毒性白血病。出院后，他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维权路。
据新华网报道，到2008年，全国各地新发各类职业病13744例。而有关专家质疑，这个数字明显趋于保守，因为该报道接下来说，2008年全国共检查出存在粉尘、石棉、有机溶剂等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11万余家。
彼时，职业病维权，尚未引起公众的瞩目。胡旭容和黄林“正名”的道路，前景似乎并不光明。
“与虎谋皮”的申请
“工厂要求我在接触史上注明‘没有接触过洗板水’,我死活不同意，他们又让我改成‘偶尔接触’。”
2008年10月至今，胡旭容陷入职业病鉴定的“牢笼”。治病曙光微现后，噩梦再复。按照现行法规，职业病鉴定中“病人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这两项关键内容需要从企业获得。她说，“讨要的过程无异于‘与虎谋皮’”。
取证第一回合———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让胡旭容隐约感到了“道路曲折”。
在当地劳动部门介入下，飞煌电业制品厂承认了与胡旭容存在劳动关系。2008年10月16日，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向飞煌电业制品厂、宝安区卫生监督所、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沙井预防保健所和胡旭容本人，发出递交鉴定材料的通知书。
其中要求，单位出示胡旭容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接触的化学品名称清单、相关化学品的成分分析报告或安全毒性中文说明书，以及历年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而在胡旭容职业接触史记录上，单位却又拒绝盖章。
“工厂要求我，在接触史上注明‘没有接触过洗板水’,我死活不同意，他们又让我改成‘偶尔接触’。”直到宝安区电视台等一些媒体介入报道胡旭容维权路，飞煌电业制品厂才同意在职业病接触史上盖章。
而黄林得到的反问则是：做了十几年的工人都没事，你才干了2年，能得上职业病？
当时是2005年10月，黄林向公司提出做职业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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