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就像一个超长的纪念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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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总导演韩三平日前向记者表示，《建国大业》的模式不仅在中国前无古人，在世界范围也绝对是一次大胆尝试，多年以后，这部电影一定是电影工作者研究的经典范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国大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而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悖论。它仿佛就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巨型机器，首先在定义上就很难界定。影片总导演韩三平说：你可以说《建国大业》是一部主旋律片，史诗片，甚至是偶像片。他自己比较认可的说法是主旋律商业大片。同时，他也认可本报提出的国民电影概念。

　　事实上，在《建国大业》之前，主旋律是主旋律，商业片是商业片，主旋律与明星薄缘。谁要是说自己要拍一部主旋律商业片，可能会让人笑掉大牙。然而就是现在，这部全明星阵容的献礼片摆在我们面前，树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标本，同时兼容巨大的示范意义与不可复制性。

　　用一种反商业模式达到了最大的商业化；用一种娱乐形式传达了主旋律意图；用体制优势进行拍摄，用商业模式进行推广———“好莱坞都拍不出《建国大业》！”《建国大业》的模式不仅在中国前无古人，在世界范围也绝对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建国大业》本身的悖论

　　1、拍摄目的：说教还是娱乐？

　　有评论认为，作为一部国家层面上的当代史正剧，《建国大业》的娱乐性是超越教育性的。事实上，《建国大业》从筹备之初，因为题材的特殊和拍摄背景的特殊，就体现了浓重的政治意味，但看完电影，人们却不会感觉到强行灌输的任何意识形态的概念。

　　影片本身是注意了减少说教成分的：比如领袖不能脸谱化，毛泽东喝醉周恩来发火都被人津津乐道，蒋氏父子展现了温情的一面，也让人印象深刻；一些开会的严肃场景，被处理得巧妙而有趣；而在史实的艺术化处理中，也极少硬伤，甚至鼓励观众重新审视我们所熟悉的那段历史。然而，除了这些看得见的细节上的努力，更有根本上的大胆尝试。

　　韩三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以前，我们的主旋律电影做得不好，因为出来就把它当作一个宣传片。”他认为，当你的观念和观众需求发生尖锐矛盾的时候，你必须放弃你的观念，否则你没有出路。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说教和娱乐两个功能就似乎开启了共存的可能性。

　　2、操作模式：体制优势还是市场规律？

　　《建国大业》的总策划是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在确立电影主题是讲述政协诞生前后的故事后，《建国大业》基本被确立为新中国60华诞的献礼片。总导演韩三平本身是中国电影集团的董事长，执掌着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手中拥有极其丰富的电影资源。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体制上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在好莱坞发展的演员邬君梅感慨：“斯皮尔伯格都不能做成韩总这样！”韩三平自己也说：“《建国大业》聚集了近两百名明星大腕的演出阵容，放到中国外任何国家似乎都绝难实现。”

　　韩三平和黄建新亲自带着演员到全国各地走，电影的首映礼像商业大片一样举行得很隆重，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在对主创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专访———正如韩三平所言，“其实营销策略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在做，只不过是规模做得更大，做得更细。”

　　3、电影内涵：简单还是深刻？

　　《建国大业》的风格矛盾性在于，它用最浅显的电影手段，去表现最丰富的历史时期，而且想要表达的历史内涵也是极其丰富的。韩三平坚持认为，简单的恰恰是最有力的。因此，在《建国大业》中，从内容到形式，都选择了最简单的叙述，最简单的电影手法，最浅显的电影手段，韩三平说：“我反对用过多的特技和技巧。”

　　韩三平有信心认为，观众追星，一方面是追现实生活中的明星，另一方面是英雄情结，去崇拜历史人物。“他们冲着演员进去，坐下来以后，还是会看这个整体的电影。电影是综合艺术，因此必须具备综合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