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经济  | 科教  | 少儿  | 法治  | 电视指南  | 央视社区网络电视直播点播手机MP4
>> 节目内容

吴阶平——“中国医学界第一位人物”

央视国际 2003年11月10日 16:08

  主持人:大家好,吴阶平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闻名遐迩,他既当过国家领导人,又是一代名医,而他二十年的中南海红墙岁月,更是让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他有过的职务和称呼很多,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的主席、还有很多学会的会长、红色御医等等。然而,他最喜欢人们叫他的,还是吴大夫。

  解说:吴阶平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医学界第一位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临床医生,而且在医学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多项成就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他还是一位医学教育家。

  主持人:我们知道你是毛泽东遗体保护小组的成员之一,你为了保护他老人家的遗体,在地下室将近过了一年的时间,当时对保护他的遗体,应该是有很多种方法和建议吧。

  吴阶平:当时没有说要保护,就是说当时依据上级的要求,就是能够在人大会堂那儿瞻仰,就可以了,就行了。那时侯我也就管这个事,医生对这个遗体,一般就是往血里头打福尔马林,就行了。打防腐剂可是脸色都会变色的,可是接着又说,不是光在人大会堂一会儿,是要时间长,以后要长期保护,要变过来,这个就很麻烦了。因为已经打进去了,所以就变不回来了,那只能尽量地冲洗吧。最后是决定这个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护方式。

  主持人:那么这种保护方式,它的科学之处是什么?

  吴阶平:你要长期保护毛主席,就必须用干的跟湿的结合。白天瞻仰,晚上就下去了。那个从下去,下去就到了水里头了。那么完了第二天再起来,这叫干湿结合。但是到今天如此,我们这个瞻仰还是不理想的,因为要把毛主席,象是摆平了,其实好像,你要是给毛主席不摆平,人家就说你,怎么不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就得头高一点才舒服。所以那个高一点其实是假的,它是平的,不过你旁边做一个牌,这牌是一边宽一边窄,你这样看,这边底下是宽的,上头是窄,其实毛主席躺得是平的,可是看着是高的。

  主持人:没想到为了这个遗体,有这么多的细节要去注意。

  吴阶平:毛主席不能在底下,应该比看的人要高,这就是封建。那么所以在纪念堂呢,开始说呢,到现在一直是这样,纪念堂进去以后围着走一圈。你这个人还比毛主席低,所以只能看半个,在他周围走,只能看那边半个,不是从上头看下去的,这就大不一样了。

  主持人:但是我有一个事,想向你求证一下。我听说就是现在,毛泽东纪念堂毛主席的遗体是假的,是蜡做的,是这样吗?

  吴阶平:不是,当时是有这种包括列宁什么,他都预备着这个假的。他预备着假的,没需要用。

  解说:吴阶平的名这份肾结核病例统计表,最早的记录开始于1952年,那时,结核病在亚洲盛行,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外科医生的吴阶平,从这些平常的病例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漏洞。字23“

  主持人:您是我国泌尿外科创始人,那早在1954年,您所发表的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见解,就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那么在四、五十年代,在亚洲结核是非常普遍的。如果得了肾结核,几乎可以说是被判为死刑了。

  吴阶平:不是, 得了肾结核,拿掉一个肾就可以。可是两个肾都得了结核,这人就没希望了。所以我说,我这个主要的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侧是结核,那侧不是结核,对侧是肾结水。肾结水就可以有救。

  主持人:但是当然好像说,所有的肾无能,它们都被判断成是肾结核,是吗?

  吴阶平:对,它一侧肾结核,那侧是积水,也可以判断成为肾结核。双肾结核呢,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这样的病人就不去挽救了,实际上这是可以挽救的病人。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象这样一个,在医学上的重大发现,应该归功于您的理论基础、 实践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创造力。

  吴阶平:主要靠的是实践,看得病人多了以后,一种长期的积累,看的病人我都说得出来,哪个病人给了我这个启发。一个病人叫张淑媛,别人诊断她是两侧肾结核。可是我看呢,可能不对的。所以对她那边那个就去抽,一抽,旁边的人都等着,一看抽出来是清亮的,大家高兴了。

  主持人:据说这份病历,到现在还保留着。

  吴阶平:保留着。

  解说:爱读书,捐书,一本书被人誉为中国性学的开拓者

  主持人:1982年中国有一本畅销书,那么这本畅销书的畅销程度,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它的价格翻了几倍,那么你要买它,同时还要买滞销书,才能够买到。那么这本书我想您已经知道,我谈的就是性医学。那么在80年代初,人们的思想还是相当保守的,那么您为什么会想到,出这么一本非常大胆的以性为名的书呢?

  吴阶平:就是一个,要解除那个传统的观念。性是谈不得的,实际上这个性呢,咱们中国很早就说,食色性也。吃是人的本性,色就是夫妇色情,是人的本能。

  主持人:那么中国和国外相比,在性的教育上,一直说应该是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可能十二三岁,就给你这种性的教育。我听说十四五岁,已经发避孕套了。那么您能简单地谈一谈,性教育它的的重要性吗?

  吴阶平:性教育实际上它是自然的需要。那么孩子到青春期就有一个很大变化,原来是男孩子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女孩子喜欢跟女孩子一起玩。到了这个青春期就不然了,所以青春期的性教育最重要。这个时候他根本不懂,你要教他是怎么回事。

  主持人:可是我觉得中国人对性的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孩子问父母说,我是哪里来的,父母一般都说你是捡来的,,肚脐眼蹦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不重视性教育,或者说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它的危害性是什么?

  吴阶平:它的危害性就是,他可以出现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说他就可以发生性交,因为那是一种本能,所以男孩子能够遗精了,他就可以让人怀孕,怀孕率高了,有的就害羞了,有的就自杀了,这些都有的,而且我们一些学生里头也有过这个事情.他遗精了,他就怕…,他觉得这个遗精怎么办呢.他自己就把这个,他不知道遗精,不是阴茎那个地方的毛病,他就把阴茎切掉了.

  主持人:这真是骇人听闻,还有这样的事情.

  吴阶平:有, 常年的, 多年以来把这个性,虽然刚才我说食色性也,早已经说过了,但是就觉得可怕.不去正确地引导,歪门邪道就出来了,其实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带来很大的危害.还有老年人一样有性的要求,所以这个也不大被年轻人所理解,或者说我们可能对老年人的性要求,就更加忽视了,好像你老年人就不应该有,有了你就不正经,好像有这种说法,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你千万不能认为,我都讲了好几回了,就讲烦了,你可以发动更多的医生和更多的人去做.

  主持人:所以这本书的出版,一方面是您的责任,还有就是受了总理的影响.

  吴阶平:很重要是总理的影响,总理给我的影响很大.

  解说: 1957年,吴阶平开始担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十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总理的健康,在一次给总理作尿道常规检查时,发现了癌细胞,那时,正值中美建交的关键时刻。22“

  吴阶平:这儿还有总理的像。

  记者:而且总理还送了一个花篮。

  吴阶平:那是邓颖超同志送的,那时总理已经故去了,那个钟是总理送的。

  解说1975年9月,周总理接见罗马尼亚代表团,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当时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膀胱癌已转化成鳞状上皮细胞癌,吴阶平知道,放射治疗,已经不能挽救他的生命。

  主持人:在您的书房里,到现在还是挂着一张十二寸的周恩来的黑白照片。那么我们知道,您在他身边生活了二十年,而且最重要的是,总理一生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您说的。那么今天您能为我们描述一下,当时他对您说话的情景吗?

  吴阶平:他最后见我,他管我叫吴大夫,他说吴大夫,按理说我们中国话叫回光返照了,他已经都昏迷过去了,又醒过来。他说需要你的人很多,吴大夫你去吧。我这儿没什么事了。周总理我认识他很早,其实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总理的时候,我就记得在小剧场,看个节目好像是看四小天鹅,我就看见有人迈过那个凳子。本来他来晚一点,他就从这侧就迈过去,就迈到那侧,就看。我不知道他是谁,一直到后来才认识,后来我就接近总理了。那时候毛主席开会,一直开到很深夜。开到很晚,毛主席向来是晚上开会,开完会有时候周总理还要接见外宾。周总理接见外宾,是外宾最服的了,因为他什么问题,都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对你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我心里头也很明白,总理是记忆力了不起,但是他记忆力好,并不减少他对事情的重视。

  主持人:刚才听您谈这番话,除了我能够领会总理人格的伟大。但是此时此刻的我更让我觉得感动的是您的这种真情的流露。

  吴阶平:因为周总理实在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个我不是说嘛,他什么问题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可以说他是有意培养我,比如说有一次,他是要看报的,他看报以后有的时候,就要派我做点什么事,比如说那种情况,有的就要我去做去了解。我们去跟总理汇报工作,那热闹着呢,要带着幻灯机,要带着看片子的东西。总理只要他问你问题,你答了,他就要问你为什么这样。而且有时候因为总理当然不是医生了,他问的总是很清楚的。他问什么问题,你答,他就要从这里头,看你答得对不对。

  主持人:您是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应该说您是最早发现,总理患了膀胱癌,所以当时是不是您是极力主张要动手术的。

  吴阶平:对,我基本上是竭力主张动手术,可是周总理动手术,都需要毛主席批准。所以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就去找叶剑英,叶帅。

  主持人:但是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您打手术的报告迟迟没有批下来,而且更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如果他很快动手术的话,可能总理的生命会延缓很多。

  吴阶平:这也不敢说一定,不过当时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招待尼克松。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想,我们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周总理自己是愿意手术的,可我们不能去说,因为我们要去说,周总理说,我让你们不要说话的嘛,就违反他的意愿了。其实他个人也是想做手术的。

  主持人:你们也是想帮他做手术,可是他一定要毛主席同意。后来毛主席最后同意了,说可以做手术,从你打报告到他同意,是多长时间。

  吴阶平:那好久了,恐怕不止一年吧,后来叶帅又来给我们说了,毛主席说你们先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让他拿膀胱镜看了需要手术灼烧的病灶点。

  主持人: 让您检查和医疗两步走。

  吴阶平:检查了,你先不要动,你汇报,汇报同意了再做。可是叶剑英同志也告诉了,我告诉你其实没有那个第二步。

  主持人:这时候我就想您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复杂。因为一方面医生的责任,上级的命令,还有您对总理的感情。

  吴阶平:后来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什么也没有,那也无所谓分两步走,我知道那个可能性很小了,一看一塌糊涂。没办法了,我们也可以不做。可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把它拿出来就好了。那不做吗,她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哎 ,我说这句话就有门儿了。有邓大姐这句话,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把它烧下来,后来就做了。就真是点烧,烧下来了。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一阵,说邓大姐说要有什么,可以顺便就办了。两步并成一步走,后来毛主席发下话,说两步走比一步走好。

  主持人:就您刚才谈这段事情时候,您整个人是颤抖的。那告诉我,这种颤抖是对于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还是别的什么?

  吴阶平:是对总理的感情。

  主持人:他这么一个心细的人,在整个这次的治疗过程当中,他都没有问,他只是拼命的工作,那么 您不觉得这是一种反常吗?

  吴阶平:那他还是一种信任,他相信你这个医生。所以我觉得责任重大,所以去请了天津的虞顺庭,上海的熊汝成。他们都是我的学长。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周总理给了您终身的教诲,那么这个终身的教诲指的是什么?

  吴阶平:那多方面的了。一个方面,他这个为人特别周到特别细致,尽管他很忙,他总是兢兢业业,要把事情弄得很清楚。

  主持人:那你觉得在红墙里面做医生跟外面相比,它的这个差别或者说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特殊素质?

  吴阶平:就是你在外头,普遍者说你这个病该做手术,那我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说该做手术。而且就跟他说,而且已经说得很透了。说你不做手术有什么危险,所以手术不是绝对没危险。可是跟你不做来比较,做的效果那好得多。那他就可以接受,可是这是你给他决定了,可是你跟一个领导人,你不能这么说,你要让他自己接受。你接受了,你说让他接受就不行。所以就把这些情况提出来,说您看怎么办好了。让他自己来定,但是你要把那个问题,说得全面,让他自己来定,这样才行。你说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大忌讳。他听不惯这个话,他听不惯就是说要大忌讳。

  主持人:这是不是也是周总理安排您去给江青也当保健医生的原因?因为他觉得您能够处理好这个事。

  吴阶平:也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这个也不好说。江青他就是要找好医生,她也知道,而且我从江青那儿还学到不少东西呢。江青去理发,那是这个刁得很的,你怎么弄都不好。所以她有一套非常的注意。那么去了以后,她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她对屋内的温度要求得严格得不得了,非常敏感,说是要21度半。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低了就说有贼风,有风吹她了。那么所以我们就非常谨慎,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他那儿有一个医叫卞志强。就一块去,去了你比如说,今天怎么有贼风,你们去看看温度表。一看还是这样,这温度表不对。她的感觉对,所以一点也没有问题,她就给你作难。后来呢,他就去找汪东兴,说你们这个医生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也不批评护士。后来汪东兴就找我了,我说是呀 ,也难呢,你也都懂的。她有一个护士,这个护士非常勤奋,姓周叫周素英。结果总是替她什么都想得很周到,但她还是不满意。后来她好容易安排江清睡着了,这个周素英累得也就睡着了。江清又醒了,一看这个小周呢?没有 ,哎呀 ,不得了,赶紧就把她找来。那时侯最大的侮辱,就是摘帽徽摘顶纱。结果这个周素英,赶紧我说你赶紧弄个咖啡给她喝。也来不及,结果就下到狱里头了。后来就是说,周素英好几年以后才出来的。

  解说:这是一位国家元首送给一位中国医生的礼物,外交形势1962年,吴阶平带领一个11人的医疗小组,秘密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而那里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反华运动。

  主持人:但是你说作为医生,当人家跟您说您这个治病是政治业务,那您的这个压力一?定很大吧?

  吴阶平:但出国我们都是压力很大,而且总是把这个问题考虑得很细心。因为他那时候说,那个肾已经没功能了。外国的医生要让他拿掉,在维也纳要他让拿掉,他不愿意拿掉。其实他不是不愿意拿掉,是因为他不相信维也纳。就担心维也纳会不会借这个机会,对他有政治上的不利。他说请中国医生,这样才请我们去的。我们去的都最高级的医生,而且英文是很好的,结果就给苏加诺去治病。针灸,一上来针灸,苏加诺就很害怕,怕这个针灸。我就让那个针灸医生叫杨甲三,我说你在我手上扎。来给他看,没事,这他才接受了。

  主持人:您在印尼,完成政治任务的同时,您接到了一封迟到的家书。就是你的前妻半身瘫痪。那应该说是一悲一喜,那我就想知道,面对政治任务和你的个人情感,或者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个人是怎么面对的?或者说,你是怎么调节自己的。

  吴阶平:这个问题都是很复杂的,我临从印尼要走以前,姚大使把我找去了,就是说你家里来了一封信。周总理说你是党员,说不要给你,干扰你的工作,临走的时候给我。我说先放一放,我先有事要给你说,就把那些工作里头,交代的事情给他说了,说完了我回到家。因为我知道,周总理都知道了,那我的爱人他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关怀。所以当时说给封家信,我说先不看,我这个人很实在,回去给这个赵君恺就说了,她就很生气,她不理解这种公私的分别。

  主持人:因为毕竟是女人嘛,我是能够理解她的。

  吴阶平: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后来她不幸就故去了。而且呢,我走了以后总理也派了各种医生,去帮她治病的。也没有我,她也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解说:1965年9月,吴阶平完成任务,从印尼返回北京,文革时期,中央取消领导干部有保健医生的制度,成立了一个保健小组,吴阶平任组长,全面负责中央领导的健康。为了慎重起见,他把各项安排记录在这个小本上。

  主持人:我知道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我很幸运你能够把这个小的笔记本,能够带给我们,那么在这个笔记本当中,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你看医疗工作CC,医疗工作KS。

  吴阶平:CC是江青,KS康生。

  主持人:那么CEL呢?

  吴阶平:CEL是周恩来。

  主持人:那么为什么,把这些人名都用这个。

  吴阶平:我怕丢了,别人还不知道我这个扣子,他不懂得。

  主持人:就是一种谨慎。

  吴阶平:谨慎。

  主持人:从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字母,包括您这个平时的言谈举止,我的感受很深,就是你是个非常谨慎的人。我听说到现在,你还有一个习惯,废纸你把它撕得非常非常碎。这可能是文革的时候,养成的的习惯是吗?

  吴阶平:也不是。这件事情要说起来也好笑,我在中学时代,看过一本洋书的翻译,叫福尔摩斯。福尔摩斯非常的精明,他什么问题事先都能看到,这个就不去细说它了,那么很多事情他就是,从这个人家的纸堆里头找一些东西,就看出这个人有什么特点,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影响给我很深,所以我很愿意撕碎,其实没那个事情。所以一个人养成一个习惯一个概念,也不容易改变。现在我还有这个习惯。

  解说:1917年,吴阶平在江苏常州一所温暖的大宅院里降生,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直到现在,吴阶平依然记得小时候父亲讲的故事。

  主持人:这个说到这个谨慎,我想您父亲对您的影响非常大。他一直讲究这个忍和让,那么我听说他在您小的时候,一直给您说,牙和舌头,牙比舌头硬,但是牙会断,但是舌头是不断的。

  吴阶平:我父亲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我受他影响很大。在我年轻的时代,就认识周总理以前,我最崇拜的是我父亲,他说一个人要过桥,是一个独木桥。他要过去你也要过去,他说你说我有要紧事,对方说我也有要紧事,那你就让他过去。千万不要因为两个人在桥上掉下去,那就完全湿了。所以他说有的忍让,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目的。

  主持人:我觉得从您刚才说的故事,我觉得他这个忍让是表面的,那么实际上他是讲究一个策略。绕过这个障碍,最终达到目的。

  吴阶平:所以他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他自己也不会英文,可是他就自己喜欢洋东西,买新的各种各样的照片机。自己能够,不但能够照能够洗,还能够放大。还能变化艺术美术的东西,还得到奖。

  主持人:所以像你喜欢这个《三国演义》,也是受了父亲的这些影响。

  吴阶平:对。小时候我父亲在纱场里头,做这个厂长,同时是总经理。他在那时候,实在是很特别的了。他的那个办公桌很大,完了他的这个底下很多,主要的高级管理人员,都在一个屋子里。可他专门给我做了一个椅子,因为我个小,七岁吧,大概,刚刚认识字。我要坐在那个椅子上,底下放个凳儿,坐在上头。他就让我看《三国演义》。

  主持人: 您对杨修之死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想看三国,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那么从我个人对杨修的理解,我觉得他是才华横溢。你比方说他在门上看到写活字,他就认为是阔,包括曹操说鸡肋,他说好吧我们就撤兵。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是非常优秀的。只是怀才不遇,因为碰到曹操这样心眼儿小的人。但我相信,您一定是有不同的理解的。

  吴阶平:实际上杨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刚才讲了,他把曹操的心理好多都摸得很透。可到底他还是不聪明的,他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主持人:那么从杨修之死,您得到的启示是什么?

  吴阶平:我觉得一个人要聪明,不能卖弄聪明,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且再一个后来说,一直我说,所有的是事情不能看动机,说我这件事情为了好。去做的,要看效果。你动机好 ,效果不好,还是不好。你动机好了,效果也一定也要好。所以要看动机,不要看效果。到现在我还在介绍这个事情。有的人说我好意,你好意, 效果不好 ,不行。你效果不好,特别是政治上,效果不好就不得了,是不是?

  主持人:那是不是也是说从小看《三国演义》,也影响您后来的为人为官?

  吴阶平:是 ,影响很大。

  主持人:那么它是一条什么样的原则呢?

  吴阶平:那就是说你凡事要从远看近看,可能性看 , 不可能性看,都要想到了,要随机应变。我也没什么本事,我也说很奇怪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谁都挨过斗,唯有我可没挨斗。

  主持人:那么这种随机应变,它有什么是不变的吗。

  吴阶平:不变的,第一爱国不能变,也就是信仰。而且,第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必须有哲学头脑。哲学思想很重要的,比如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先不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你不要以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特别的。你要知道,你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你就是反辩证唯物主义。所以这个有很多人不理解,说辩证唯物主义好,就是共产党的,那不见得是。

  解说:吴阶平16岁考入著名的协和医学院,1947年,他远赴美国,师从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吉斯,解放前夕,他学成回国。工作于北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主持人:当年您是北京十几所高等院校院长中,唯一能够坐在台面上的,包括这个保健医生,其实好多保健医生,有的是入狱了,甚至有的是失踪了。但是你能一直在夹缝中生存,那您觉得这需要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

  吴阶平:是有这个因素,当时在这个严重的时候,就能到台上去台上,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当时各地方出现了一个情形,就是要市委去请工作组,请来的工作组是一个老红军,长征干部,名字我一下子说不出来了。结果他来了,反正所有来的人,首先就训我们。比如说,那时候说你们这儿一点不红化,好像没有动静似的。这些当然也是有这个情形,当时脑子不在那个红化上头。于是底下群众就说,谁不能坐在上头。我也在上头,都在在台上坐着,谁谁先得下来,这个人就下去了。一直走都下完了,就我还在上头。也有人说,吴阶平也不能在上头。我也下去了,刚下去, 底下又喊,吴阶平还是可以在上头。然后又上去了,上去,下来。

  主持人:那么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这种突变,您最基本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原则是什么?

  吴阶平:比如说,那时候有很多战斗队他请我,我就去。去了 ,他对的我就表示支持。他不对我就不说话,我也不能去找麻烦。那么两个战斗队都找我,要是一前一后我就都去,都是我那个原则,两个战斗队都是一个时间,我就溜,我赶紧就走掉。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个溜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是很不容易的。

  主持人:那么为什么人们会非常支持你呢?

  吴阶平:在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工作让人家相信,我一直是兢兢业业的。那时候我办了一个北京第二医学院。

  解说:1960年,吴阶平接到一个任务,北京市委要他白手起家,半年时间内建起一所大学。建立在北京蓝靛厂一座破庙,只有二个专业,500名学生从政。

  主持人:你是在医学上,就是在您的医术最高峰的时候,突然转向了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突然的转变,是您心甘情愿的吗?

  吴阶平:好像是很自然的一种发展,因为那时候,反正咱们民主党派是咱们国家的既定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所以我是93学社的成员,而且参加得很早。我参加九三学社是1952年,由于在这种情况,就到了政界了。

  解说:1982年,吴阶平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三年后,他回到母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担任校长,期间,他还先后为三个国家的首脑治病,1993年,吴阶平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当今时代既为良相又为良医的典范,而他却认为自己的人生还有许多遗憾。

  主持人:那么到政界是您心甘情愿的吗?

  吴阶平:无所谓,很自然的一种发展。

  主持人:那假如说,不是那么多行政事务分散您的精力 ,会不会您在医术上,会有更高的建树呢 ?

  吴阶平:那恐怕不见得,这个政界的事情并不影响我继续在业务上发展。

  主持人:从我们刚才整个访谈过程当中,我觉得您是一个情感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但是越是这样,我现在觉得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心痛。那我要把这句话念给您听,我心里实际上是比较骄傲的,不太容易与谁处处产生共鸣,做推心置腹的朋友。那么甚至您认为您是非常孤单的,没有非常贴心的朋友。

  吴阶平:我有好朋友的,但是不怎么来往。我有一个观念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有一个朋友叫曾宪九,比我高两班,关系非常好 。他不是党员,我经常要去跟他说说形势 ,说说情况,帮助他提高。后来不行他故去了,我就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说是缺点吧,也是缺点,也不是缺点。

  主持人:您到晚年呢,多少您现在感到有点孤单。那么这种孤单,更多的是您在思想上的曲高和寡,还是说政治上的这种高处不胜寒。

  吴阶平:不 ,我没有什么特殊。比如说再说一个事情,这个毛主席,让我去看过一次病,毛主席他说湖南话,说你是有名的专家。我说没有 ,我只是做点事情。当时毛主席那个就有点发烧,或者就是要照一个X像片。要不照X像片,就先打抗菌素,可他不愿意。我说他就摇头,摇头我也不能勉强,我就出来。我出来呢,周总理在外头等着呢。周总理说怎么样,我说他不同意。那怎么行 ,你给他再写一个。我就说我不能写,他已经否定了我怎么能。可是周总理要我写怎么办呢?我说不好写,总理说我说你写,他就是为了毛主席的健康。我写了,毛主席从此就不要见我了。所以这件事情 ,非常难的,非常微妙也非常复杂了。

  主持人:非常复杂。

  吴阶平: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见得人对你不同意意见,不见得是坏人了。跟你完全同意,也不见得是好人。所以我总是讲到要,精诚团结 ,无私奉献。

  主持人:您很注重团结,可是我知道您晚年的时候,却说自己以前过分重视团结,甚至认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墙头草。为什么会这样呢?

  吴阶平:就是看人看得不准吧。可是我处处人家都知道,我到哪儿就是讲团结,因为不讲团结,就会出现不团结。而讲团结不是表面团结,要有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主持人:在今天跟您访谈之前,对你这个人物分析,你做事是非常讲究谋略,不太轻易泄露自己真实情感的。但是今天你所有的表现,完全跟我原来所分析的是反差极大的。会不会是说您走入黄昏晚年,对自己的一种反思呢?

  吴阶平:我想我一切都是实事求是,我治病可是治错的多了。我在整个过程里头,做了我就实实在在地跟别人说,实实在在告诉家属,是我错了。那么我从来没遇到过困难,因为他知道你是尽了力。

  主持人:我想人的一生总归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他都会有遗憾和不足,但是最重要的是,您不是孤单的。因为要知道您的病人爱您,您的学生爱您。

  吴阶平:谢谢。

  解说:2003年3月,吴阶平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 

(编辑:邵金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