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忻州第一信访大案初步平息 2人死亡4人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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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中秋节前夕，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冀家沟村村民王金贵回村收秋来了。他说，收拾一下地里就去自首。2008年8月17日深夜，为煤矿和前村支书雇用的暴徒引路的就是王金贵。那些暴徒将为村民讨利益的上访组织者张命儿和王培青两人的腿打断。

　　不久，保德县公安局宣称抓获了网上通缉逃犯王金贵和余海云（冀家沟矿老板，打人策划者之一）。这成为惊动中央的冀家沟上访潮终告停歇的标志。

　　冀家沟，一个地处黄河边深沟间的村庄，隶属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腰庄乡。这里四年来一切争斗的根源都起于煤矿，当村矿矛盾遭遇乡村政权黑恶化、官矿勾结、暴力压制等因素时，在民风彪悍的冀家沟引起的就是四年不息的暴烈抗争和汹涌如潮的上访。

　　今年9月初，忻州市发布了《关于保德县腰庄乡冀家沟村村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案例通报》（以下简称通报材料），总结冀家沟上访事件的教训与启示。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特别赶赴山西，一探当地政府究竟是如何平息了被信访部门称作“忻州第一信访大案”的冀家沟上访潮。

　　愤怒的冀家沟

　　通报材料是这样描述冀家沟上访事件的：在冀家沟，一度“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事实上成为村痞村霸”，在村领导与矿领导勾结暴打上访人员的“8·17”案件中，保德县公安局迟迟不作为，是“诱发村民群体性越级上访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冀家沟村民的接访情况看……那些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群众的诉求大部分是合理的，或有合理成分。群众确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事实上，村民“忍无可忍”的开始，只是一起煤矿利益纠纷。

　　冀家沟煤矿是上世纪80年代就存在的村办矿，1999年承包给个人经营。2002年后煤价开始狂飙，据曾经在矿上拉煤的一位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05年和2006年,煤矿每天产煤2000吨左右，2006年以后，更是只要开工，煤矿日产量就能达到5000吨~6000吨。即使按每吨200元计算，日产值就在40万~120万元之间。

　　但这一切和冀家沟的村民关系却越来越远。10年来煤矿11次转包，只有第一次经由村民代表大会，其余都由村支书私自盖章做主；煤矿给村里的承包费、补偿款不到位，连补偿的金额都不确定，村民只能是“听说”该给多多少少钱。在村民眼里，煤矿是大家伙儿的东西，别人怎么能无偿拿走呢？

　　于是在2005年，冀家沟出现了第一次上访高峰。当时村民所知的，是冀家沟煤矿承包给了本村村民冀文祥，但煤矿实际已由村支书王秉智和冀文祥转手倒卖给河南人郭某。此事被村民发觉后，王秉智被迫下台，张三狗接任。但张三狗并没有比他的前任更尽职一些。郭某在此时将煤矿再转给山西大同人李某。作为煤矿所有方的代表，张三狗在2005年夏天被转让和受让双方找到家里后，不顾村民利益和集体意见，自己决定在转让协议上加盖了公章。

　　然而，张三狗的行为被村民发觉，从2005年6月起，持续两月的村民堵矿、护矿行为开始了。“最初我们只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说白了，就是为了大家伙儿应得的钱。”村民冀爱军对记者说。

　　村民认为自己有道理，而有些人却不这么想。这次护矿行为最终引来了保德县公安局出手干预。2005年9月16日，8位村民被拘押，其中4人被劳教。其中，张茂碰父子被抓又引发更大悲剧：张茂碰的老母亲，84岁的苗凤女到张三狗家讨说法，淹死在张家水缸里；苗凤女身亡后“七七”的那一天，张三狗被苗凤女的两个孙子张军军和张培培用铁锨劈死。

　　张三狗的死，并未阻止愤怒的村民四处上访。“煤矿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又把人给抓了，这太不公平。”冀爱军说。于是冀家沟村民在两三年中无数次到乡、县两级上访。

　　2008年8月17日，家住保德县城东关的张命儿和王培青专程赶回冀家沟村，准备具体商量上访一事。当天深夜12点左右，一伙蒙面人在王金贵的指引下直扑张、王两家，将两人的右腿打断，打折腿后，又在两人的大腿上捅了几个血窟窿。这被称为“8·17”案。

　　之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案情基本清楚，犯罪嫌疑人已经锁定的情况下，保德县公安局等相关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也就是说，没有抓人。“我们护矿那会儿，公安反应多快哦，看现在，没反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如此的“厚此薄彼”彻底引爆了冀家沟村民的信访潮。

　　从“8·17”案发到2008年11月约百天里，村民们已经抛弃乡政府，少则几十个，多则一二百的村民四次到县、一次到省、两次进京上访。上访者的人数规模和“越级”级别一次比一次大。

　　用什么拦住上访村民

　　冀家沟上访给当地政府造成的影响最终促成上访事件进入解决程序。

　　通报材料称，由于冀家沟上访者多次“集体下跪、散发揭帖、冲击要害部门、以人多势众相威胁等过激行为给保德县委、县政府施加压力，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央纪委、中央联席办、国家信访局、山西省委和省信访局把冀家沟上访事件确定为重点案例追踪督办”，保德县始于2008年8月28日成立由书记、县长、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领导的15人工作组入村解决上访事项。

　　“住到村里的工作组有一部分是真来解决问题的，而另一部分是来看着村民不叫上访的。解决问题的那一部分人官太小，问题拖了好几个月都没解决了，我们就不太信任工作组了。”村民冀爱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2009年4月，由于不满县里工作组“疏于解决问题，勤于监督上访”，共150多名村民陆续用“骑麾托出村、步行到银子塔、绕道府谷”等方法，连夜突破县公安局对冀家沟出租车的封锁，最后在北京集合。

　　据政府部门汇集的材料，上访村民们在北京半个月时间先后到过国家信访局、公安部、中央纪委、最高检、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等单位投递材料，或集体下跪。直到4月24日，保德县在北京租用4辆大客车，雇用100多名社会人员“押车”，历时12小时才将上访村民从北京接回保德县。

　　但归途中截访者却出现了滥用暴力的情况。截访车辆行驶途中，车上安排的社会闲杂人员强制村民不分男女都要在车上就地大小便。村民吴赞怀不从，拉开车门下车小便，被“押车保安”揪住殴打，坐在后排的61岁老汉冀明见状刚站起来，也遭到“押车人”毒打。这引发4辆车上的村民群情激愤，殴斗一触即发。当时在车上的上访村民回忆，“事情反反复复过了这么久，大家心里多少都有气，一看他们这么过分，我想也不想就站了起来。”在对方的暴力刺激下，群体性越级上访似乎马上就要升级成为“攻击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此事幸被跟车“高层”人员及时劝解，回村后，县公安局派一康姓中队长上门给吴赞怀和冀明赔偿800元医药费才告平息。

　　强压制止不了冀家沟上访，解决问题才是正路。

　　保德县联合工作组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后，整理出上访意见390条，并总结出村民主要关心的几大问题。一些具体问题也得到解决：

　　2009年前，冀家沟煤矿需一次性补偿村民370万元，2009年以后，每年需补偿村民90万元；“8·17”案件发生4个多月后，主使打人的村支书王秉智、生产矿长杨启云被逮捕；查清村里自1984年以来同时存在真假三枚公章，6月新选村委会主任后刻了一枚新公章，废止了前述“公章”，结束了12个村民12把锁管理一个假公章的历史；今年6月，组织第八届村委会选举，高票选举出崔文秀（上访人员之一）为村委会主任，结束了冀家沟多年没有村委会主任的局面……

　　上访平息后 代价知多少

　　冀家沟信访事件虽然初步平息，但这一事件前前后后付出的社会成本之巨大，难以计量。

　　冀家沟村方面，付出的总计有：两人死亡，四人劳教，多人受伤，全村大多数主要劳动力长年投入上访，经济耗费巨大。以今年4月的上访为例，150多人吃住在北京半个月，尽管极为节省，每人花费仍在千元以上，总花费达20多万元。

　　地方政府方面，在整个过程中付出有：保德县三次召开县四大班子联席会，专题研究解决冀家沟问题的办法；腰庄乡原党委书记党存升停职；保德县组织的工作组计19人在冀家沟驻扎10个月左右，所占用行政资源和行政经费数目可观；忻州市前后三次派出督查组、指导组“督战”；保德县公安局先后三次派人到北京、一次到太原截访，最多时出动警力60多人；在北京截访的三次均雇用了北京的大型旅游客、并雇用数十名“保安人员”随车押送上访者。

　　除地方政府外，冀家沟上访事件牵涉的部门和人员还有：中央纪委、中央联席办、国家信访局、山西省委和省信访局“把冀家沟事件定为重点案例追踪督办”；忻州市委书记董洪运为冀家沟上访“一次打电话，一次听汇报，两次到保德县，三次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指导性意见”；忻州市委副书记郑连生“多次听汇报，作批示，深入基层具体指导”，忻州市政协主席张明成，常务副市长秦新年“多次深入基层指导”。

　　记者粗略统计，冀家沟上访一事，涉及中央、省、市、县、乡五个行政层级，共计有中央和地方20多个单位和部门表达意见和态度。

　　采访到最后，冀爱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开始护矿只是为了讨回每人3000多元的补偿款而已，本来不是天大的事，但没想到最后却闹到又是伤残，又是人命，还花了比补贴款多好几倍的钱去上访，不值啊。”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当官的钱花的也不少，时间花的也挺多。我们拧了半天最后来了个两败俱伤，唉，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帮我们解决问题呢？”

责编：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