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乔治三世国王给乾隆皇帝寄出亲笔信，表达了在北京设常驻使节，处理两国事务的意愿；61年后，英美以鸦片战争胜利方的身份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更加明确的要求在京设立驻华使节。无论是先前的乾隆，还是之后的咸丰，皆认为“为患最惧、断难允行”。其中缘由，不免令人扼腕。
乔治三世执政期间，中英贸易发展迅速，但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处于小农经济阶段的中国不需要大量的外国商品，而英国市场却亟需中国出产的茶叶和丝绸，而且需求量逐年增加。其结果是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长期的收支失衡对英国来说极为不利，唯一可缓解现状的方法是打开中国市场。二是从18世纪中叶起，英国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商品生产大量增加，为防止滞销，它急需开辟新的市场。但在同期的中国，清政府却采取了严格的闭关政策。因此，乔治三世希望通过互派使臣来增进两国的经贸联系、提高合作水平、扩大交易市场。乔治三世委派其表亲、富有外交经验、并曾担任过驻饿公使和驻孟加拉总督的马葛尔尼带着英国王室的“殷切”期盼和要求使华。在马葛尔尼堪称豪华的使团中，有很多精通军事、谙熟科技的精英，他们乘坐着装配64尊炮位的军舰，携带者能展示英国国力和技术的船只模型、机械与望远镜等天文仪器，以及具有广告之效的精美纺织，浩浩荡荡向东方驶来。对于首次来华的英国使团，清当局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乾隆屡次颁布谕旨，对接待方式作出规定。然而，在乾隆心中，马葛尔尼只不过是个贡使。护送使团人员的车船上都插有“英吉利恭使”的旗帜。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之前，双方就礼节问题发生了争执。清廷最初坚持马葛尔尼见皇帝时要行三跪九叩大礼，但遭到英使的强烈反对。最终双方达成妥协，马葛尔尼以谒见英王时的最高礼节觐见乾隆，即免冠鞠躬屈单膝。
1793年9月14日，乾隆在行宫召见了马葛尔尼，并接收了他带来的书信，乔治三世在信中提出“如果建立永久的大使馆，而且有一位有识之士加以管理，就可以使英国国民在中国有过罚之，从而不会破坏两国之间的和平友谊。”但乾隆根本无法接受，因为正式外交关系是靠互派使节来实现的，其基础是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在清政府眼中的“天朝”怎会接受与“夷”国建立这样的关系？他给乔治三世回信说，“设天朝欲派人常驻尔国，亦其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来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随后，无所斩获的马葛尔尼使团于1794年返回英国。马葛尔尼使华，是历史在赋予古老中国的机会，而清王朝错过了这次弥足珍贵的外交良机，其骄傲跋扈、目中无人更是在国际舞台上自毁形象。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北京作为清政府的政治中心，是封建皇帝办公的所在地。如果让外国使节驻京，清廷一来担心他们将绕过处理外务的特命大臣，直接向皇帝施压；二来顾虑驻京会打破中国传统习惯，特别是他们会把许多外国的生活、经济以及思想方式带给中国，这将会破坏“祖宗定制”。鸦片战争后，就连外国人要求进京面圣、递交国书，清廷都会与他们反复纠缠、几经交锋，甚至为了不让他们进京，清政府宁可在其他方面牺牲主权和国家利益。1843年秋，清政府要进行与美国的谈判，以耆英为首的中方代表团的唯一目的在于坚决拒绝美国使团进京。在使团尚未抵达时，清廷就已连下数道上谕，令各地禁止美国使团上岸，但不得动武，只许其滞留广东，条约之类均由耆英等“酌办”。如此，耆英等除了坚持不许美国使团进京之外，其他一概好商量。美方让步不再要求进京，为此换取了中方赠予的领事裁判权。最终签订的《望厦条约》没有任何一个字是美方“胁迫”的，完全是清廷坚持华夷体系，恪守“天朝定制”的恶果。
清政府对外交事务了解之匮乏，目光之短浅，令人咋舌。欧洲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18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其中自然的将常驻外交代表机构一事作为制度定下，各国很普遍的建立了驻外使节、进行外事活动。清政府却认为若外国使节到中国来不会做什么有利于清政府的事，他们的目的就是动摇其根基、颠覆其政权。清廷不了解，西方国家看重的是中国的市场和潜力，而非政权，他们派使节就是更方便与中国做生意、在中国赚取更多的钱。而清政府在意识上的完善、在外交上的成熟，却迟迟没有到来。这种短视和狭隘让清政府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同外国打交道上吃了大亏。历史在比照下凸现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先后与171个国家建交，166个国家在华设立了大使馆。每逢国际妇女节，我们都会邀请外国使节的夫人参加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如“逛京城”、学习中国厨艺，这些意义是润物无声的。
外交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窥见一个政权从衰落到黎明。一个国家对待驻外使节的认识和态度，可以从侧面展现出国家的气质和当局者的心态。
责编：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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