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将政坛死敌汪精卫赶下台(图)

蒋介石与汪精卫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挤走汪精卫。

　　事情发生之前，汪精卫对自己的地位很自信。他的表现是左派，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合作者共产党、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对他没有异议。他资历深，有过“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又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这些资本，他独有，谁也。无法与之相比。汪精卫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悠然自得。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汪精卫躺在楼上厅里一张帆布床上，面色苍白，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在旁照护用药。他在病中，3月19日即已请假不到国民政府办公。自20日早晨起，陆续有人来报告说：外面戒严；俄国顾问的公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被包围，两处卫队枪械被收缴；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被扣，海军局和中山舰被占；国民革命第一军党代表无论是否共产党，已于昨日下午全体免职，概行看管；蒋介石占了广州东门外造币厂的旧址做司令部……。他疑惑不解。而谭延闿、朱培德又受蒋介石之托，转呈一封蒋介石给汪精卫的亲笔信，信中说共产党图谋暴乱，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云云。

　　汪精卫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一阵头晕又倒下去。

　　谭、朱说：“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这人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

　　怀疑蒋介石有神经病，不无道理。事前，人们从外表看上去，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卫的交情也不浅，何以突然做出这类显然与共产党为敌，对汪主席不敬之事？!当然这是政治上的翻云复云，蒋介石并没有神经病。

　　汪精卫仍很激动，不顾身体有病，站起来穿长褂，要和谭、朱同去造币厂。长褂还没穿好，又晕倒在床上。陈璧君焦急地劝阻：“你身体这样是不能去的。”

　　汪精卫说：“好！等你们回来再说罢，我在党内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掉的！”

　　蒋介石制造出这么大一个事件，如何自圆其说？矛头对着谁？

　　22日，他对苏俄驻广州领事馆代表说：“对人不对俄”。要求俄国军事顾问季山嘉回俄；鲍罗庭速归广州。同日，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议令季山嘉离粤回俄，撤出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因为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他卧床不起，所以会议在汪精卫家里开，汪精卫躺在床上，大家围床而坐。据参加会议的陈公博观察，那天蒋介石的表情不很坦然，“他本来平时就不大说话，那天更少说话，似乎有点倔强，也似乎有点愧怍。”会后，在25日，蒋介石对军委会有一个呈文，说是：18日中山舰擅自驶抵黄埔军校前，伪称奉校长命令来守候；19日该舰又于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为防其扰乱政府，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严讯，派军队于广州附近戒严。由于事起仓猝，来不及报告，不得已而临机处理，专擅之罪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

　　可是，共产党阴谋暴乱、中山舰无故升火之类，都是谎言，蒋介石心里最明白不过。中山舰开赴黄埔，有3月18日军校驻省办事处公函；其19日回省城广州，经电话请示蒋介石得准。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舰长、海军局代理局长，被扣受审时，将军校驻省办事处公函及全部事实摆在会审公堂，真相大白。既不是共产党暴乱，也不是李之龙反叛。蒋介石事后声明：“我绝不承认三月十八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以明白宣布：“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是没有关系的！”不仅如此，他还声明：要维护共产主义，“所以我说###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并非包围俄国顾问住所，“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更绝无摧残省港罢工运动之理，而是追究中山舰行动，“扎兵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谣言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