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村长称曹操墓方圆2.5公里将划为保护区

徐玉超讲述当年发现鲁潜墓石碑的过程。

王秀芝发现了“魏武王常所用大戟”石牌。

“魏武王常所用大戟”石牌是曹操墓关键证据。

　　岁末的河南安阳，气温低得让刚被确认为曹操高陵的西高穴村考古点工地不得不暂停进一步发掘。

　　尽管河南省文物局去年12月27日的确认曹操高陵新闻发布会已经比原计划推迟了两天，但人们还是觉得消息来得太快——这是一个已经困扰中国人1800年的千古谜题，真的就在这个普通的冬天被破解了吗？

　　也许因为有周老虎的前车之鉴，一个考古成果的发布引发年终一场最大的口水仗，专家和网民扭成两股反应最快的质疑力量。昨日下午，河南省文物局最终以紧急进行专家说明会的形式，冀望在元旦假期来临前暂停风暴。

　　连日来，本报记者赶赴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实地调查还原该墓发掘前后的完整链条，力图解答几个疑问——曹操墓从发掘到认定，谁说了算？该项文物考古成果在发布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这到底是一场正常的考古发掘，还是一场埋藏了经济开发预谋的仓促上阵？

　　文/本报特派记者邱瑞贤图/本报特派记者杜江

　　面对纷至沓来的参观墓地者，人口不过2000多的西高穴村有心理准备，但并不够——调派24小时看守墓地的特警队前天上午才紧急挎上了微型冲锋枪；在过去的数天里，当地的警察、派出所所长、村长、乡长每个人都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应对媒体训练。

　　实际上，西高穴村并不是一条古村，至今没有村志。

　　一块墓志和一个“土博士”

　　鲁潜墓志透露出曹操墓所在地信息，把隔壁渔阳村的“土博士”龙振山吸引过来研究。

　　村民很喜欢围观各路记者，在发掘现场的采访，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认为曹操墓在家旁边是件大喜事。问起这桩美事的大功臣，他们把徐玉超推出来。

　　徐玉超1981年就开始在西高穴村开砖厂。开砖厂最重要的工作是取土，1998年5月13日，他照常在村西北0.5公里处的一个机砖场里起土，一块青石板忽然露了出来。后经专家一看，这是一块墓志。墓主是鲁潜，卒于后赵建武十一年，其官至后赵大仆卿都尉，正三品官员，属于朝廷的重臣级别。

　　引人注目的是墓志上两行小字：“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徐玉超找到墓志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把隔壁渔阳村的“土博士”龙振山吸引了过来。龙振山是民间考古爱好者，他找到徐玉超，做了拓片，就开始了对曹操墓地的研究。

　　“土博士”龙振山摘录了《三国志》及《资治通鉴》上关于曹操的内容，根据安阳县志等对曹操墓地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鲁潜的墓志被龙振山作为研究曹操墓的坐标，并依据鲁潜的墓志对曹操的墓地所在地进行了推测。

　　根据墓志的记载，龙振山换算出一千四百步是1.74公里，并据此画出了曹操墓区示意图。“我在2003年就确定曹操墓肯定在西高穴村。”这次确认的曹操墓地，比龙振山画的墓地要稍微偏西北一些，两者误差在500米左右。

　　以鲁潜墓志发现地来推断曹操墓所在地，这个思路和后来介入的考古专家不谋而合。西高穴考古队队长潘伟斌昨天下午说，鲁潜墓志的发现是曹操墓的证据之一。网民质疑发现鲁潜墓志却没发现有鲁潜墓，以墓志所在地为坐标推论鲁潜墓地，再推论曹操墓，这种推论的推论，靠谱吗？

　　然而潘伟斌觉得很靠谱。“徐玉超带着我们去指认那块墓志发现地，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坑，比附近地面低6~7米，可见已取土多年。我们相信鲁潜墓的位置就在那里，至于为何没有墓，很可能是被砖厂历年取土中被挖掉。”

　　一场偷偷摸摸的爆破特意选择在2006年的大年除夕之夜。2005年上任的村长徐焕朝说，连他都没有引起警觉。

　　这声悄然巨响，实际上在西高穴村头的一片空地上炸开了一个80厘米直径的大洞。

　　2006年3月，终于有村民发现了这个盗洞。

　　那时这座陵墓被文物部门称为“东汉大墓”，但是谁也不敢妄动。徐焕朝说，他也没有想过，他在书中最熟悉的曹操葬身于此，只是从此村里没有了安宁。

　　“从2006年开始到2007年，这里一共被挖了5次，挖完我们填，填完又继续挖。我们每次都慢了一步，肯定是村里有人放风。”徐焕朝言语中颇感遗憾。

　　盗洞挖了又填5次

　　2008年安阳县安丰乡派出所侦破了一桩盗墓案，缴获一块石枕，上刻“魏武王御用慰项石”字样。

　　盗墓分子的猖獗终于在2008年被压制住。这一年安阳县安丰乡派出所侦破了一桩盗墓案，从盗墓贼手中缴获一块石枕，上刻“魏武王御用慰项石”字样。盗墓者亲口承认，石枕是从东汉大墓中偷来。安丰乡书记贾振林拿着石枕，找到正在附近执行“南水北调”考古工作的潘伟斌“鉴别鉴别”。

　　“潘伟斌一看，觉得这个石枕级别很高，立即上报。”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潘伟斌就开始留心这个东汉大墓，石枕的缴获让他倍添信心。河南省文物局老局长常传俭力挺发掘该墓，并最终取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审批。

　　2008年12月，西高穴村村民迎来了考古队，他们租下村里的一个大院子，从此住了下来。先挖掉那1.8米高的地面，重现1800年前的原始地貌。

　　今年4月，出生于西高穴村的徐焕朝第一次进入那片神秘的地下空间。

　　徐焕朝没有参与发掘，但是他的消息比谁都灵通。20多名村民受聘辅助，“每两个考古队员配两个村民”，每天日薪15元。

　　每一天，都有邻居村民跟他汇报，今天又挖到什么了。“先是玛瑙，后是骨头，再是石牌、小牌……好兴奋！”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2月22日挖到的59枚小牌，“实际上是陪葬品的清单，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些小牌，把本来确定在12月25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推迟了两天。”

　　那块被认为是确认曹操墓最关键证据的“魏武王常所用大戟”石牌，是村民王秀芝在清理时发现的，她马上报告给资深考古队员尚金山。这块石牌，后来成为曹操墓真假风波中的最大焦点。

　　“那一天下午5点多，都快下班了，石牌是我亲眼看到从土里挖出来的。”尚金山给本报记者展示了他的考古日记，上面赫然记录，“2009年11月8日，扰土里发现残缺石牌，残长9.5/8.3厘米，宽3厘米，厚0.6厘米，上面有一圆孔，上有洞环链，正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发现地点距前室西壁3.75米，距南壁1.4米。”

　　石牌裂成了两瓣，另一瓣是在两天后才被找到的。

　　当尚金山发现两块残片像拼图那样天衣无缝时，他兴奋极了。在这位干了一辈子考古工作的老人眼里，这块石牌不存在被后人放入墓中的可能，“这是武器的说明标识，就像商品的商标，旁边就是那个武器大戟，只是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这怎么作假？”

　　根据以这面石牌为主的六大“铁证”，去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公布了对曹操高陵的确认成果。

　　“这事前后论证了一年多，开了三次专家会议。但是公众觉得发布仓促，就实在有点冤。”昨日下午，复旦大学文博系副主任高蒙河对记者说。

　　发布何以被认为是预谋？

　　曹操墓比殷墟、岳飞故里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比照兵马俑的参观人数，曹操墓最低有4.2亿元的收益。

　　实际上，消息公布后公众不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证据充分吗？研究清楚了吗？”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河南省文物局一概以“将有集中回应”答复，而在第一、二天还一一进行驳斥的潘伟斌开始逐渐闪躲，“没办法应对”。从公布消息后的第三天开始，他再不接听任何陌生来电。

　　公众进一步的怀疑仍在持续。前日，学者裴钰在博客上为安阳算了一笔账，曹操墓作为全新的一个文化旅游景点，比殷墟、岳飞故里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比照兵马俑的参观人数，曹操墓最低有4.2亿元的收益。

　　裴钰认为，曹操墓的发掘和保护，必然会有商业旅游开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徐焕朝告诉记者，曹操墓所在的地点是农民的耕地，曹操墓发掘后，附近不允许建房子，方圆2.5公里都将划入保护区。为了对曹操墓的开发，会在2010年将到村子里的道路修成二级公路，村子的路将连接到107国道，修路距离大约长9公里。

　　在考古专家眼里，经济开发的问题提出太早。昨日下午，国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杜金鹏在面对媒体提问“仓促发布是否为了经济利益”时，表示“现在才刚发掘出来，谈不上经济利益问题”。

　　考古发布无制度有“行规”

　　考古界有自己的行规。因此，我认为只要是以省级单位公布的考古成果，还是值得信任的。

　　一个考古成果的发布，却引发如此轩然大波，显然让文博考古界措手不及。就如杜金鹏所说，昨日的专家说明会是被公众“逼出来的”。那么，到底这个考古成果的发布过程是否存在着容易引发质疑的瑕疵？

　　“说实话，我觉得目前公众接受突发性文化新闻的能力还不够，很多提出质疑的人都不是考古界人士，而资深的相关历史专家也并没有仓促质疑，比如易中天，他就三缄其口。”高蒙河说，在这次风波之中，他发现大部分公众并不了解考古论证的程序，“一般而言，对已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发掘程序科学、符合操作流程，发掘成果又具有比较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的考古成果，就符合发布标准了。”

　　“有初步结论的考古成果就可以发布，如果说仓促，明知有成果都捂住不报，难道不比引起质疑更尴尬吗？”他感叹。

　　近年来各地陆续号称有重大成果发布，是否存在让公众难以甄别成果真假的乱象？他指出，此次曹操高陵的考古成果发布，是由国家文物局邀请河南省文物局专家到北京发布的。“国家文物局是行政部门，而考古发现是科学行为，不适合由国家文物局来公开发布，所以一般都是根据专家论断来发布。”高蒙河坦言，目前我国还未有很健全的考古成果发布制度，比如什么机构有权利发布考古成果，到什么阶段可以发布，一般都是针对具体的考古成果指定规则。

　　“不过，考古界业内自己的行规，实际上省级和省会以下单位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本来就不多，自然就没有发布的可能。因此，我认为只要是以省级单位公布的考古成果，还是值得信任的。没有特殊允许，个人是不能向公众发布考古成果的。”他表示。

责编：许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