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院新增院士超8成为现任官员引发质疑

　　官而优则院士？

　　从“工程管理学院士”的现实，到设立“社会科学院士”的“愿景”，有人开始担心，和“学而优则仕”相对，另一条新的路径——“仕而优则学”会否出现

　　本刊记者/王婧 文/林茵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

　　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

　　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

　　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

　　在此次新院士名单宣布之后，中国工程院对内就提出要求，“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一种职称和职务，不宜处处以院士称呼。不举办当选庆祝活动，也不宜把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加到院士身上。不宜过早地给年轻院士压上行政职务，以使他们集中精力在专业领域取得新进展。”

　　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

　　两院院士人数逼近2000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对院士的定义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或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有关院士制度的沿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在论文中称，“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

　　1980年7月，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被搁置。直至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彼时，500余人规模的学部委员被“一刀切”地转为“院士”。对此，顾海兵说，“一刀切，成为院士制度的历史问题。”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工程院院士达到663名。在短短的十年间，工程院院士就达到了与中科院相当的规模。迄今为止，中国先后有1938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据顾海兵观察，与院士人数猛增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一路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现负增长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