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钱学森：在他心里,科学最重,名利最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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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资料照片

钱学森和夫人蒋英。记者刘新武摄

　　赤子篇

　　【场景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

　　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效力。然而,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斡旋。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一天,他携妻儿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画外音】“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到达广州后,钱学森感慨万分。

　　回忆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钱学森说:“从1935年去美国,到1955年回国,我在美国整整20年。前三四年是学生,后十几年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夫人和孩子跑到天安门,向国旗鞠躬,说‘我回来了’——这些都让我们感到,他是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钱学森的同事、原航天部政治部主任马云涛由衷地说。

　　人们都说,由于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尽管为国家的国防科技工业和载人航天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钱学森本人却从不居功自傲。他一贯反对别人称他为“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个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宠辱不惊的赤子,一生中却有过三次激动不已的经历。“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钱学森所说的“今年”,是指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可见,在钱学森的心目中,祖国与人民拥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

　　自从1955年离开美国后,钱学森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夫人蒋英这样评价钱学森。

　　领军篇

　　【场景二】1955年秋末冬初,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陈赓大将接见了钱学森。陈赓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

　　1956年4月12日,聂荣臻审改并签发了《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其中发展核武器成了重中之重。具体实施这一规划的重头人物、王牌科学家,就是钱学森。

　　5年后,钱学森的话变为了现实——1960年11月5日9时,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画外音】从此,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和航天事业的历史舞台上,钱学森开始了叱咤风云、无私奉献的一生。

　　“那时,钱学森的意见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据钱学森的秘书、学术助手涂元季介绍,早在1955年至1956年,原苏联、美国的人造卫星并没有上天,洲际导弹技术在国外也没有突破,所以当时对于导弹究竟能不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防技术,一般人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他对制导技术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剖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易于突破。钱学森的分析统一了大家对导弹问题的认识。所以,在‘两弹一星’问题上,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对于中央作出决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支撑作用。”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国家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这个建议在当时超前而大胆。同年,他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就在新中国初步掌握导弹技术以后,苏联突然终止了援助。下一步怎么发展?这个问题摆在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科学家面前。这时,钱学森按照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办法,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坚持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我国在1965年制订了《1965—1972年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这一计划后因‘文革’的干扰未能按时实现,但却规划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从‘中近程—中程—远程—洲际’的发展蓝图。”涂元季说。

　　作为一名高层技术领导人,钱学森在科技管理上花费了很多心血。据涂元季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各项事业的管理非常落后,观念比较陈旧;再加上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将正确的规章制度看成束缚人们积极性的“条条框框”予以“砸烂”,把发挥专家的作用斥之为“专家路线”予以批判——这与航天这样的高科技事业极不适应。“钱学森出于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于60年代初在五院曾多次讲解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并在报章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论述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强调要加强科学组织管理工作。他在五院倡导设立总设计师制度和总体设计部。他借鉴军队中参谋机构的经验,明确总体部的职责,得到聂老总的支持和赞同。他从抓计划协调技术应用开始,大力推行现代管理技术,并结合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系统工程的管理办法,十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