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眼中的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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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1日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生日，他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可以说尽人皆知；但这位科学巨匠和妻子长达55年的相濡以沫，以及他在妻子心目中另一个侧面的“钱学森”却鲜为人知……

　　平易、谦和、淡泊，他从不追求什么名和利

　　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

　　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是同窗好友，钱学森与蒋英青梅竹马。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

　　钱家的客厅，20来平方米，一架钢琴占去四分之一的面积。地板还是旧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掉黄漆露出白色的木茬。就在这间客厅，江泽民主席看望过钱学森老人，向他祝寿。一张江主席满面笑容地和左耳挂助听器的钱老促膝交谈的照片就摆放在书柜里。就在这间客厅，正值英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召集研制导弹、卫星的技术负责人讨论方案，研究课题，中国导弹发射、卫星上天的设计图，有些是在这里描绘的。

　　他这一生曾任不少要职，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他总说自己是一名科技人员，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的院长，后当的副院长。

　　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肓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 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从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学森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此前一直是战斗英雄、生产一线劳模的专利，从来没有向科学家倾斜过。

　　钱学森一生激动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祖国与民族，一直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

　　“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特有的爱国情结十分认可。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比谁的成绩好。美国学生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导师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 。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他携夫人回到美国后，更加勤奋地钻研业务。他清楚地知道，在美国，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

　　1949年中秋月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准备回国。“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五年多的折磨。”

　　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蒋英作为他的忠实伴侣，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

　　“他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在钱老家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第一颗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

　　“36个年头过去了，但是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这对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一干就是几个月，没有书信回家。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妻子问他去哪儿了，他只是淡淡一笑，就算支应过去。蒋英回忆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于是，蒋英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冲冲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问道:“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并没有失踪，他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蒋英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他回来了，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 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我俩生活得富有情趣。”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在一般人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甚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热衷于水墨丹青，中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花用他打工挣来的钱。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我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到了晚年，夫妇两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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