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挺起文化中国的软实力

　　文化，一个看似普通、轻松且在每个人身边无处不在的话题，我们的共和国从诞生到今天，却用了60年时间去挖掘它、培育它、思考它，不断调整它的角色，不断寻找它的定位。今天中国文化每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都可以在60年间找到其形成、发展、演变的镜头片段。这些片段，与共和国同行，为人民放歌，有过波澜壮阔，也有过曲折反复。透过这些片段，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文化大国的成长与成熟，领悟到一个崇高真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公共文化服务是13亿人的基本权益。

　　大众化与小众化：“文道”回归的可贵与困惑

　　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陈立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各地文化领域呈现出了新的气象，省地县相继建立了文化局以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接管、改造了旧的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队）、剧场和剧团，扶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人民性、反帝反封建的文艺作品。他对比说，1949年4月底，浙江省仅有28个职业剧团，41座剧场，10座电影院，1个电影队；至1957年，浙江已建立电影院27座、电影队216个、电影俱乐部18个，剧团138个，剧场134座。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文化被视为政治教化工具后流于呆板，文化事业由国家包办后弊病多多，但不可低估其正面效应，那就是人民群众享有普遍、廉价的公共文化服务，遍布农村的露天电影和戏曲演出就是例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领域的创造力不断迸发，人民群众享有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但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也导致文化的高消费现象不断凸显，尤其不少文化产品精英化、高端化、小众化，把大多数人挡在大门外。这不仅导致了市场的残缺与丢失，也使群众文化权益的保障付诸阙如。不管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还是中西部农村，百姓对健康、有益、质优价廉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都表现出极大的渴望。

　　可贵的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这一概念，文化共享作为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功能得到了回归。解决文化高消费现象，无疑是“文化民生”破题所无法忽视的环节。当前一些地方降低文化消费价格，让“阳春白雪”重新走进寻常百姓家，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让更多优秀的文化产品更快、更好、更便捷地与群众见面，让城乡共享这些优质文化资源，已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共识。如文化部与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还为基层剧团配备了近千辆流动舞台车。

　　60年间，从单纯的政治教化工具到一度在普通百姓中渐行渐远的小众化消费，再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为谁，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这个道理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单一与多样：从禁锢到包容的变奏

　　回首60年，谁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文化的空前繁荣；同时，谁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文化的多元、多样与多变。文化内容的变化离不开国家的命运。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年代，文化被泛政治化，内容就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尤其“文化大革命”，在底蕴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化被摧残、破坏之后，全民文化生活呈现出单一的色彩。

　　文化选择的多元，背后是社会思潮的多元，同样也离不开中国走上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从政府到社会越来越包容的大背景。中国的百姓拥有越来越充分的文化消费主导权，而支撑这一切的就是市场化改革与市场机制，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大众文化产品。

　　当然，文化领域的多元与包容现象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苗头。如一些反对权威、“去中心化”的文化思潮导致一些年轻人认为“英雄可以歪曲，权威也可以亵渎”，一些对英雄人物的“恶搞”颠覆了社会的道德标准，混淆了是非价值观念。社会对多元文化内容的接受与包容，并非没有底线。这种底线既包括公民权益、伦理道德，也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历了60年文化嬗变的中国人，尽管已从狂热地引进西方多种文化，到回归本土心平气和、从容成熟地创造自己的文化产品，但政府在教育、立法、行政及经济上的适度调节，也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