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从"星火"计划到"断代工程"

　　“星火”和“火炬”两把火

　　继“星火计划”之后，探索科技经济结合的另一个措施是“火炬计划”。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评价说，这个计划的成功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从科技系统内部追求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局限，开创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宋健说：“‘火炬计划’其实是和‘星火’一块提出来的，但因为一开始有些异议，1986年没有能够出台。”

　　当时的背景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兴起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浪潮，高新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越来越短。很多科学家受到很大触动。陈芳允、杨嘉墀院士找到宋健，提出“应尽快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世界新技术发展进程”的想法，宋健热烈支持，建议向中央反映。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老科学家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科技的建议。小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国家科委党组制定了100亿元的具体计划并组织实施，“863计划”由此诞生。

　　宋健告诉记者，“火炬计划”是“863计划”的姊妹篇，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技术企业和开发生产高技术产品，决心改变高技术产品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火炬计划”的深远意义。有人认为，高新技术是智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初启，资金还不富裕，应以传统工业为主，发展高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国情不符。

　　宋健不这样认为。他意识到，“高新科技已成为跨世纪竞争的制高点和未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1988年，机会成熟了。那一年，中央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以东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前驱，加快发展出口产业和贸易，以带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火炬计划”是依靠自己智力，自主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计划，在大开放过程中与外部世界形成“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犬牙交错的发展态势”。经上报国务院后立即得到批准。

　　“火炬计划”另一目的是把有市场价值的基础性、开发性研究成果推向市场，创办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研究院所实现“一所两制”。曾在研究所有过长期工作经历的宋健深知当时研究所的困境：研究工作与经济脱节，人浮于事；日益增多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青年工程师和各种技术人员“无用武之地”。“引导千百万的科技工作者和大学毕业生‘下海’，进入市场，是执行‘火炬计划’的重要目标。”从此，年轻人独立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渐成风气，形成潮流，遍布全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应运而生。

　　如同“火炬计划”一样，建立高新区也不是一帆风顺。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新区的定位很明确：“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战略基地，是高技术产业的孵化器，是企业改革的示范区，是高技术向传统产业和全社会扩散的辐射源，是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桥头堡。”从1988年5月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试验区”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相继批准设立了53个国家高新区。“火炬计划”的这个实施载体在全国形成了系统布局，火炬之光照遍了神州大地。

　　1991年，“火炬计划”实施3周年之际，小平同志为“火炬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进一步指明了“火炬计划”的发展方向。那一年，国务院发布了12号文件，明确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高新区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高新区我比较满意。”宋健笑着说，国家高新技术园区2007年已聚集了200万科技大军，生产总值17574.5亿元，以所占约万分之三的国土面积，产出了全国7.1%的GDP；高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工业增加值7亿元，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高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为62.5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3倍……他如数家珍地说出了这样一连串数据。在各高技术领域都出现了能在国际市场上争雄的新企业。“前几天，我刚去深圳华为、中兴看了看，真是让人高兴。”2008年，华为全球销售额达到233亿美元，国际市场收入所占比例超过75%。华为、中兴都是“火炬计划”支持发展起来的，都成长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高技术企业。

　　20世纪90年代初，中石油集团旗下负责石油勘探的东方地球物理公司需要引进一台IBM的大型计算机。美国不卖，只同意租给中国，但前提条件是要监控这台计算机的用途。中石油不得不专辟一室，美国人24小时守在里面，中国人不许入内，不但要付出高昂的租费和工资，每项计算都要受美国人的监控。宋健说，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现在我们有了数种自己的超级计算机，批量生产，美国就是想卖给我们，也要按质论价了。”

　　“星火”“火炬”等计划的实施，为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闯出了新路。宋健有诗云：“科技涛涌催乡廓，归舟重载耐风波。漫游科海促销魂，知罪一代两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