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人水和谐的壮美画卷

黄河小浪底水库正在调水调沙。 王明浩摄

长江三峡大坝。 蔡军摄

种植沙棘防止水土流失。 （水利部供图）

农村水电站保障农民用电。 （水利部供图）

自来水入户，牧民扎西高兴得合不拢嘴。（水利部供图）

　　又到汛期，湖南省华容县东山镇101岁的老人朱期照，在自家院子里悠闲地抽着旱烟，他说：“现在，政府修了大堤，我们心里总算踏实了。”离老人住所不远处，蜿蜒的长江干堤宛如一道铜墙铁壁，让滚滚洪流顺江而下。

　　华容县北临长江，南滨洞庭。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十年九灾。在长江边住了一辈子，朱期照老人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水利建设的见证人。

　　新中国成立前，水利设施寥寥无几，偌大的中华大地上坝高15米以上的水库仅22座，江河堤防只有4.2万公里，几乎所有的江河都缺乏控制性工程。频繁的水旱灾害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新中国的成立，翻开水利建设新篇章。60年来，国家先后投入上万亿元用于水利建设：通过兴修水利，夯实水利发展根基；通过依法治水，提升管理水平；通过科学探索，完善治水方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治水实践，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防汛抗旱 从洪患频发到江河安澜

　　2009年8月6日上午8时，三峡大坝开启7个泄洪深孔和2个排漂孔泄洪，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峰顺利通过三峡大坝，洪峰流量达到55000立方米／秒。

　　安全监测数据表明，三峡枢纽建筑物在洪水通过时，各项指标均在规定范围内，枢纽工程运行安全正常。这座现代化的水利枢纽，很从容地把上游大水化解于无形。

　　2002年，世界最大的水资源配置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工程建成后，天然河道、输水渠道、管道，将形成一个巨大的“中华水网”，京津及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危机将得到有效缓解。

　　经过60年不懈努力，目前，长江、黄河干流重点堤防建设基本达标，治淮19项骨干工程基本完工。黄河干流上，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提高到千年一遇。浩浩长江上，三峡工程投入运行，使长江荆江段防洪标准达到百年一遇。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各类水库8.6万多座，堤防长度28.69万公里。

　　通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我国防汛抗旱减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据水利部统计，1949年以来，全国防洪减灾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达3.93万亿元，减淹耕地1.6亿公顷。1991年以来，全国年均抗旱浇地2973万公顷，年均挽回粮食损失4059万吨。

　　水系民生 从饮水困难到饮水安全

　　2008年4月25日，在四川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78岁的张中俊大爷拧开家里新装的水龙头，看着自来水“哗哗”地流出来，笑得合不拢嘴。由于地处山区，几十年来，张大爷一直过着靠天吃水的日子。

　　自来水引到百姓家。在大巴山区、在西北农村、在黄淮海平原乃至整个中国大地上，相同或相似的一幕时常都在上演。自国家实施饮水解困工程和饮水安全工程以来，数以亿计祖祖辈辈喝水难，喝着高氟水、苦咸水的农民，如今都能畅饮甘甜的幸福水了。

　　由于农村人口众多且分布广阔，农村饮水安全一直是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农民生活状况改善的重要标志。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开展了以灌溉排水为重点的农村水利基本建设，结合蓄、引、提等灌溉工程建设，让一些地区的农民告别了“无水喝”的历史。

　　2006年，国务院批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十一五”规划》，要求2015年全部解决全国3.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2013年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据统计，60年来我国累计解决了2.7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和1.65亿农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到2004年底基本结束了农村人口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历史。

　　在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得以加快解决的同时，农村水电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建成农村水电站4.5万多座，约占中国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的30％。通过开发农村水电，3亿多农村人口用上了电。

　　开发保护 从人水相争到人水和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资源供给快速增长，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水资源用途的排序：生活—生产—生态。可是有限的水资源往往在满足生活、生产用水之后，要么无水留给生态，要么是污水留给生态。

　　对水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许多流域源头沙化，河流干涸断流；草原荒漠化严重；湿地无水源保障，面积逐步减小；严重的水污染事件，使一些地方出现供水危机；极端气候导致洪涝灾害、旱灾频繁出现……

　　随着现代治水实践的深入，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得到广泛认可和积极践行。水利部门在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规划中，充分考虑生态用水需求，在水量分配调度时，提前预留生态用水，维护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

　　在加强堤防建设的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河）、退耕还林、移民建镇工程在长江中下游付诸实施。这是我国历史上从与水争地，自觉主动地转变为给洪水以出路。

　　人水相争变成了人水和谐，人类在处理与水的关系上迈出了理智的一步，不仅利用水、约束水，也善待水、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

　　2000年4月30日起，9次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挽救衰败的“绿色走廊”，塔里木河尾闾重现碧波万顷景色。2001年7月，国家启动扎龙湿地应急补水计划，丹顶鹤的故乡绿意盎然。2003年12月28日，引岳济淀生态应急补水工程开工，“华北明珠”白洋淀重现生机。2005年1月以来，连续5次实施珠江枯季水量统一调度，保障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自1999年实施全流域水量统一调度以来，黄河连续10年不断流。

　　我国江河治理已从开发利用为主向开发保护并重转变，注重水利建设中的生态保护问题，统筹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护河流健康生命，大步走向人水和谐。

　　水事调处 从纠纷不断到规范管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漳河水事纠纷不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主要是利用行政手段进行调处，漳河水事纠纷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涉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水事违法行为和矛盾纠纷时有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深入实施，我国走上了依法治水的轨道。

　　1988年，新中国首部规范水事活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施行，将水事活动纳入法治轨道。目前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水法规体系，包括水法等4件法律以及17件行政法规、53件部规章和800余件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水事活动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水利事业在走上法制化轨道的同时，管理和改革也在不断进步。

　　1993年，深圳特区率先成立水务局，拉开了区域城乡水务一体化的序幕。目前，全国组建水务局和实行城乡涉水事务一体化管理的县级以上行政区达1532个。水利管理体制的确立对促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近10％的高增长率，而用水总量仅是微增。

　　农田水利 从易涝易旱到旱涝保收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00年，国势极度衰落，水旱灾害频发，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农田灌溉面积只有标准很低的2.4亿亩。

　　粮食安全是天大的事。新中国成立之初，接二连三的洪涝灾害给原本脆弱的粮食供给“雪上加霜”。1952年9月，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电力灌溉工程———珥陵灌区正式开工建设。从此，新中国灌区建设翻开崭新一页。大规模的灌区建设，让中国的粮食供给出现了转机。到上世纪70年代，我国南粮北运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于大量水利工程的兴修，低水爬上高山，咸水变成甘泉，很多盐碱地、易旱易涝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良田，中国的粮食产量跃上了新的台阶。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设计灌溉面积超过30万亩的大型灌区447个，1万—30万亩的中型灌区5967个。难以计数的田间工程几乎覆盖所有的农田灌溉面积。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2.4亿亩扩大到8.77亿亩，居世界首位。目前，我国实现了粮食等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用占全球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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