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们考虑律师费从赔偿金里出,如果赔偿金被判过少,我们决定义务来打这个官司。
新京报:那家属的赔偿金有没有增加?
郝俊波:家属赔偿金增加一些利息。
新京报:除了索赔外,遇难者家属还要求被告公布包头空难的原因及经过等详细调查报告;在全国性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等媒体上向家属道歉;在事故发生地为死难者建立一座永久性纪念碑等。这种要求此前在国内多见吗?
郝俊波:在民事诉状中,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请求。一直以来,东航只是对责任人做了一些处分,比如警告、党内记过。很多家属都不知道具体是谁的责任,他们认为正义并没有实现。
“人亡必然家破”,家属不仅仅是悲恸,他们也希望纪念曾经的幸福和灾难。
希望法院能考虑到这次事件的实际情况,它毕竟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里面有很多教训。
新京报:你觉得诉讼请求都能够实现吗?这么一大笔赔偿,在国内没有先例。
郝俊波:我个人认为我们全部的诉讼请求都应该得到支持,我有信心。
【介入】
坐出租车偶然找到遇难家属线索
新京报:你和你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最初是如何介入这个案子的?
郝俊波:空难发生后十几天,美国的律师从网上得到情况,发邮件给我们,询问是否愿意合作做这个赔偿案。美国有一个“长臂管辖”原则,只要和美国有某种最低联系,就可以在美国起诉。
在包头空难中,通用是美国公司也是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因此可以适用这一原则。
新京报:然后你就开始联系家属?
郝俊波:不是联系,是寻找。我跑到包头,东航空难处理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家属都走了。我一下就蒙了,但接下来就太巧了,像老天安排的一样。
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刚巧不久前拉过一个空难死者的妻子,而且还记着她家住在哪里,几单元都记着。
这位高姓死难者的妻子,恰好与包头当地的空难死者家属保持着联系,我们把包头当地的遇难者亲属全联系上了。
新京报:遇难家属为何委托你来打官司呢?
郝俊波:东航当时许诺的赔偿很少,这也是家属把案件委托给我们的重要原因。他们觉得21万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买走了,大部分家庭都觉得不能接受。
【诉讼历程】
“想到难,没想到这么难”
新京报:你们为何选择在美国加州法院来诉讼?
郝俊波:美国是两级审判制度,一般来讲地方法院对公民利益考虑多些,联邦法院考虑大局多些。此外,东航有直飞加州的航班,庞巴迪、通用也在加州有工厂。
新京报:在美国的诉讼也是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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