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却很少将内心深处的情感外露，只有在他的散文中，真情才会通过文字倾泻出来，感染每一个人。
“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这8个字是季羡林给自己的评价，也是他一生的感情轨迹。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离开母亲，是永久的悔
《赋得永久的悔》是季羡林在“望九之年”写下的一篇文章，他的永久的悔，就是儿时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季羡林6岁以前，同母亲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6岁时，季羡林离开家乡，到济南投奔叔父，入私塾读书，从此以后，就离开了母亲，后来有两次短暂的会面，但都是由于回家奔丧，留的时间也都很短暂。那时，想着母亲多少日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他发誓要在大学毕业后迎养母亲。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季羡林上大学二年级时，母亲就去世了，回到老家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此后数十年，季羡林一想到母亲就会泪流不止。
祖国，是他的另一个“母亲”。无论是在留德期间，还是回到祖国在北大工作时，他都怀着对祖国如同母亲般情感，践行着“爱国”这一诺言。他曾经说过：“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
在德国留学的日子里，他几乎时刻牵挂着“两个母亲”，“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的十一年。”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除了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的以外，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家。一提到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漾起一点温暖之意，一丝幸福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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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和妻子彭德华
最怀念曾经温馨的家
年过九旬，季羡林经历了身边亲人一个个地离去——夫人、女儿、女婿都在十几年前相继去世，与唯一的儿子也是关系疏离，直到季羡林生命的最后半年，父子二人才重归于好。
多年来，最让季羡林怀念的就是他曾经有过的那个“温馨的家”——由婶母与妻子和他三个孤苦的人共同组建的家庭。他说过，自己家庭生活的黄金时期是夫人彭德华和婶母1962年从济南来到北京后，到1994年彭德华过世的那段时间。
季羡林所说的婶母，是他叔父续弦的妻子，全家都尊称她为“老祖”。而彭德华则是他在18岁时就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过门的妻子。
每次谈起婶母，季羡林都心怀感激。1935年，正当家庭经济濒于破产的时候，季羡林获得了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我并没有什么凌云的壮志，只不过是想苦熬两年，镀上一层金，回国来好抢得一只好饭碗，如此而已。焉知两年一变而成了十一年。如果不是老祖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让一老，我的叔父；二中，老祖和德华；二小，我的女儿和儿子，能够有一口饭吃，才得度过灾难。”
而对于妻子，季羡林说：“夫人彭德华年长我4岁，她一辈子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也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套玩意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语言。”但他也深深明白，彭德华是个善良的女人。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德华应当榜上有名。”
就是这样两个女人加上他自己组成的一个家庭，让季羡林每次想起都会漾起“一丝幸福之意”。据他回忆，“这个家六十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我想，这即使不能算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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