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心"——记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５０年代，中国普遍执行低工资制度，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二三十元，一个车间主任的工资六七十元，作为二级专家，吴大观每月的工资是２７３元。他十分不安，几次打报告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未获批准。于是，从１９６３年开始，他主动每月多缴１００元钱党费，一直坚持了３０年。“文革”期间，他被打成“特务”，工资停发，连许多年的多缴纳党费也被污蔑为“筹备特务经费”。他不作任何辩解。 “文革”结束后，他把组织补发给他的６０００元工资，拿出４０００元再次补交了党费。后来，当他的工资早已落入社会中下等水准，他依然没有停止。从１９９４年开始，他以年为周期，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纳党费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他在给组织的一封信中写道：“从根本上讲，我们国家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这代人只能过艰苦的生活，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多缴党费，代表了一个党员的一点心意，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生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是超然于物外的。走进吴大观的家，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清贫如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的家感到震撼。

　　刷着半截白灰半截油漆的老墙，吊着一根老式日光灯的天花板，一张可以折叠的简陋饭桌，磨白了皮的破沙发，一排用当年从沈阳搬家过来的包装箱打的衣柜，衣柜里最好的一件衣服，是有４个口袋穿了４０多年的涤卡中山装，他把它称为“常委”。

　　这个朴素而老旧的家，就像它的窗外那些不知从什么时候留下的古老的梧桐树，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和自己的历史年轮。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这是谁的话？雨果的。

　　很多很多年了，吴大观总忘不了这句话。那是他１９岁去昆明西南联大求学路过广州，在街头看到一家电影院上演一部电影《悲惨世界》，他买了票走进去，一下子被震撼了，一连看了两遍。“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life is be to give not to take）”刻在了他的心间。

　　后来，他在西南联大，看到了那些留学英国美国却为国家、为抗日甘愿回到祖国过着清贫生活的教授；在解放区，他看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等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共产党人，他的人生信念与共产主义信仰紧紧融为一体。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当他在新中国的礼炮声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已注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给予的人生是多么幸福的人生。哪怕一点点，都给这个世界增加温暖。除了多缴纳党费，他努力做得更多。

　　“希望工程”，他捐款；南太平洋海啸，他捐款；四川抗震救灾，他捐款；身边的同事朋友有困难，他更是倾囊而出；及至家中的保姆生病住院，他全部买单。

　　给予的人生是多么快乐的人生。可是，他老了，要走了，他还能拿什么给予？

　　在近９０岁的高龄，离开一线岗位，有时间了。吴大观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以及各种航空刊物报纸，每天从早到晚孜孜阅读，认真做学习笔记。从毛泽东、周恩来的语录，到邓小平文选；从“三个代表”的思想论述，到科学发展观的文摘，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工工整整，一笔不乱。有谁能想到，这出自一位只有微弱视力的耄耋老人之手！

　　绵绵密密的字里行间，他还写尽了对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思考和建议；写尽了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写尽了对祖国、人民和党的挚爱。

　　他写道：“历史事实证明：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振兴中华。唯有共产党才能洗雪国耻。唯有共产党才能振兴航空工业！”

　　他写道：“自己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投奔共产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与幸福！”

　　在他走后，家人把这些心得日记和学习笔记总共５６本，全部交给了组织，这是他为党和国家所能做的最后的奉献了。

　　２００９年２月８号，９３岁的吴大观住进医院。搞了一辈子自然科学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他拒绝一切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