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电影飞速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形式之一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提供者。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电影创作经历了复杂的发展阶段，既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又在不同阶段和不同体裁中发展出丰富的个性，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一批优质的国产电影作品不仅展现了电影创作思维的演变历程，也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40年来整个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文化变迁。
从“时代之眼”到中国式大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创作者们不断更新升级创作理念，持续丰富和深化着对电影本体特征和创作规律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用较短的时间掀起了一个创作高潮。《小花》《本命年》《黄土地》《红高粱》……他们的作品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在西方文明碰撞影响之下，中国社会既遵循传统、又推崇创新的文化思潮和集体心态。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电影充分发挥了“时代之眼”的作用。
紧接着，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年间，第六代导演和中国电影新力量先后加入到影视创作队伍。《可可西里》《南京！南京！》《洗澡》等作品或聚焦百姓生活，或追求纪实风格，或关注艺术探索，虽然形态各异、类型多元、风格迥异，但都以自觉的美学追求和创新意识来指导创作。这种自觉，一方面来自于创作者在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下接受系统艺术教育，并接触大量国外电影理论的成长环境和社会阅历，另一方面源于在经济体制转轨给中国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带来重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整个电影界所坚守的观照现实生活、反映百姓心声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电影产业化、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电影也在技术美学和类型创作领域展开了积极探索。张艺谋的《英雄》为中国式大片时代拉开帷幕。除了明星多和投入大之外，中国式大片采取“高概念”的叙事策略，力求给观众带来“视听盛宴”级别的观赏享受。2010年之后，中国电影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在具备了“高投入”的外部可能之后，“高回报”的电影大片，尤其是技术美学支撑的幻想类电影，成为电影投资的重点关注方向。在资本、创作的共同推动下，近年来中国电影涌现出《捉妖记》《寻龙诀》《长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一批在工业技术指标和视觉效果呈现方面皆做出有益尝试的电影作品，初步完成了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产业格局的完善，也扭转了观众心目中“国产大片局限于武侠题材”的刻板印象。
开启了类型片共同繁荣的商业模式
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行。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探索体现在电影领域，就是电影人对电影产业属性的认识愈发清晰深刻。中国电影行业到今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应主要归功于电影产业化改革对电影产业属性的全面释放。
改革开放伊始，香港电影机构就在内地取景拍摄了杜琪峰导演的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随后，《白发魔女传》《少林寺》《武当》《木棉袈裟》《大刀王五》《黄河大侠》以及进入90年代之后的黄飞鸿系列等，这些美学风格具有较高辨识度的影片或者直接由香港和内地电影机构合拍，或是内地电影人借鉴了香港电影的创作手法，迅速成为了电影市场上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种类。香港同行成熟的商业运作方式也给内地电影人带来启示，双方优势互补，促进了内地电影业的市场化发展。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电视媒体迅速普及，电视剧文化异军突起，电影的社会影响力有所下降。从1995年起，中国正式开始每年引进10部外国分账大片。电影市场开放，国产电影在本土市场遭遇来自成熟电影工业的激烈竞争。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电影业加快了产业化探索和商业化尝试的步伐。商业类型片在改革开放的前两个十年里开始发展起来，警匪片、动作片、青春片、恐怖片、歌舞片、公路片，不一而足。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当互联网与电影之间开始深度交融之后，IP转化成了广受瞩目的产业新现象。这种方式为资本提供了关于用户需求和消费意向的直观指标，是电影发展、产业进步、行业外投资增多等因素作用下的产物。站在知名IP的肩膀上创作，让电影新人和跨界者有了敢于尝试的创作勇气和艺术基础。所以，IP热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电影创作群体的更新换代，使近年来青年导演集中涌现，带着风格各异的作品抢滩大银幕。他们对青年观众口味的理解和对当代电影媒介最新发展动向的追踪，反过来帮助电影行业完成了自身内容形态的更替革新。
构建了中国大片的新美学与主流价值体系
电影的发展不仅与创作、产业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也和社会文化、国家经济乃至国际政治相关。改革开放40年来，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电影创作者们努力地从主题和内容上遵循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应当下国人的文化需求。同时作为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不断发展着的中国电影也成为主流价值的积极创造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英雄模范”为题材导向，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为主题导向的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概念被正式提出来。从《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开天辟地》的全景视角和宏大叙事，到《焦裕禄》《孔繁森》等对时代楷模、先进人物事迹的热情讴歌，从《红河谷》《黄河绝恋》《红樱桃》《云水谣》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的新颖形式，到《集结号》《建国大业》系列的类型化、商业化探索，主旋律电影在寻找角色定位的过程中摸索社会效益与文化职能之间的平衡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电影市场化改革的驱动下，如何创造一种可以共享的美学体系和价值体系，才能既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又能实现社会效益、发挥文化职能，成为创作的新课题。《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近年出现的一系列标杆之作票房都在5亿元以上，《战狼2》甚至创造了57亿元的惊人纪录，占据市场的主流地位。同时，它们又鲜明地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主流价值理念，因此被业界冠以“新主流电影”之名。这类作品的出现，还代表着一种价值整合的方向——它正在努力建构一种既能满足中国观众精神需求、又能为全球观众带来价值共享的电影文化“通用体系”，从而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接下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国产主流电影乃至中国电影业若想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艺术感染力和精神影响力，创作者就应当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的故事，表现中国普通人的身心状态和境遇，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的基础上凝聚和弘扬中国特色的主流价值理念，和全球的观众共同探讨关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等话题。
（作者：梁君健，系清华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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