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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平的故事，要从1993年说起。
那一年，他30岁，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最年轻的课题组组长；
然而，他被自己的医生同行们，诊断出患有不治之症——克罗恩病。
其实，王逸平也是想做医生的……
1980年，改革开放第三年，王逸平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按照学制，王逸平未来应该是悬壶济世的临床医生。
而命运，在大学期间，发生了“神奇”转弯。
毕业实习期间，王逸平进入癌症病房做临床医生，在这里，他遇到了“生死”。
那天，王逸平正在例行巡房。当走到一位患者面前时，这位老大爷突然举起枯瘦的手，紧紧抓住王逸平，用颤抖的声音说“医生救救我……”这声音里全是哀求和绝望，而实习医生王逸平，除了安慰，给不了他一丝希望。
虽然曾经庄严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但此时此刻，王逸平无能为力！就算成为医生，他依然无能为力！
因为，没有“药”！
有病，没药——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
没有药，医生就像赤手空拳的士兵，必败无疑；没有药，重症病人就像跌入命运的深渊，诊断书就是“死亡通知单”。
病房里的偶遇，面对生死的无力感，让王逸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我要做药！
本科毕业时，当同学们都在准备“毕业宴”、“散伙饭”时，王逸平跨专业考取了药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我要做药”，王逸平无比坚定，可是做出一个新药，又何其艰难。
战场上，有一种士兵叫做空降兵，从来就要面对包围；
医药行业，也有这样一群人，天生要承受失败，这就是新药研发。
在欧美生物医药领域，有个“双十定律”，即“十亿美金，十年时间”。
花费十年时间、投入十亿美元，是研发新药最起码的门槛。而且，这张巨额“支票”并不保证一定会成功兑付，很多科研工作者，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出一个新药。
对这样的概率，王逸平早有心理准备，以至于他对药理学毕业的学生们，总是大讲“失败学”。
他讲得非常坦然，“药物研发的成功，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种坦然面对失败的勇气，是来自当年癌症病房里，老大爷的泣血哀求；而没想到的是，1993年，他收到了命运发出的“残酷玩笑”——身为药物研究所研究员的王逸平，得上了一种无药可治的病。
他患上的克罗恩病，直到今天，还不清楚发病机理，也无法治愈。患者经常出现腹痛、腹泻、发热等症状，伴随并发症产生，通常需要手术治疗。但是，手术后复发率很高，随着病程延长、年龄增长，克罗恩病的死亡率也随之增高。
克罗恩病当时在中国还比较少见。在弄清楚自己身体状况后，王逸平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笔记本，用一名医生和药理学家的严谨，做了如下记录：
“1993年9月22日，硬膜外麻醉，剖腹探查，手术结果末端回肠切除80厘米，升结肠切除20厘米，病理诊断为回盲部克罗恩病。”
生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可以尽情畅想的期货；而对于王逸平来说，却更像过一天少一天的现货。
写下这段文字后，王逸平很清楚自己的选择——提速。
他可以接受“不治之症”，却无法接受生命的无效磨损和折旧，他还是想做药，做国产原创的新药！
然而，王逸平没有十亿美元做资本，他更不敢想能在十年里，完成研制工作。他只能给自己提速，朝夕必争，向死而生。
从此，王逸平拖着病体，过上了“127”的生活——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7天。只要不出差，他每天七点半一定出现在上海药物研究所，每晚八九点下班已属正常，总要工作到深夜11点多，周末也是如此。
因为他要做的这款新药，关乎3亿中国人的健康！
对于疾病，我们一直认为，癌症是最可怕的杀手。实则不然，心血管病才是真正排名第一的“健康终结者”。
仅仅在去年，我国心血管病患者人数，就达到2.9亿。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节节攀升，死亡率也非常惊人。可以这么说，每5例死亡病例中，差不多有2例是死于心血管疾病。
而王逸平就是在向这个“健康终结者”宣战。
他和研究团队从中药丹参下手。《神农本草经》上记载，丹参“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有扩张冠状动脉的功效。
为了破解这种药效，王逸平带领研究团队，做了无数次药理实验，终于成功分离出丹参乙酸镁。
王逸平大胆推测，这就是丹参中，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主要成分。
很多同行说，王逸平对做药“有感觉”、“意识强”。可他自己清楚，这种感觉和意识，是无数次实验失败后，积累而来的。
新药研发就是在披沙拣金，在数万个化合物中，只能发现一个候选化合物；而选出的候选化合物，只有10%能进入临床；进入临床后，最终也只有10%能成为药物。
不是“百”里挑一，而是“百万”里挑一。
而且，王逸平做的还是现代中药，要沿循西药模式研发，这无疑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困难。
王逸平和他的研究团队，整整用了十三年，历经无数次失败，才把丹参乙酸镁，合成为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并且进入临床试验。
接下来面临的关键问题，谁先来试药？
王逸平没有半点犹豫，直接撸起袖子，他当时话语朴实——药，安全可靠，就敢用在自己身上。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千百年来，也不缺敢以身试药的人，这是刻进中国医生骨子里的悲壮！
2005年，现代中药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终于投入临床应用。迄今为止，已经让2000多万患者受益。新药成功是别人的梦寐以求，而王逸平并不满足，他开始研发下一代心血管药“硫酸舒欣啶”，他“要做全球医生首选的处方药”。
可是，生命沙漏正在飞速流逝。
在研发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的十三年里，为减少克罗恩病带来的腹泻，王逸平尽量不喝水，这让他患上严重的肾结石。
疼起来时，他必须平躺在硬木板上，一躺就是两小时。
其实，早在1999年，王逸平就意识到病情急转直下，他在笔记里提到，在一次出差途中，甚至感觉自己不能活着回来。
当他继续攻克新药“硫酸舒欣啶”时，病痛已经达到了极限，克罗恩病和肾结石，像两把锉刀，在身体内来回拉锯。王逸平不得不注射大量缓解痉挛的药物，给自己争取时间，“再有十年时间，我还想再做出两个新药。”
这一切，都被王逸平用一位科学家的笔触，清晰而冷静的记录下来：
……
“2010年6月20日下午有血尿，晚间腰酸腹痛。用热水泡浴，腹痛至23日缓解。”
“2011年8月26日，由于持续性腹泻体重下降明显，至91-93斤，取消欧洲出国之行。”
“2018年3月26日，今年以来上腹部间歇性疼痛时有出现，中午餐后经常会出现痉挛性疼痛。”
……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从1993年到2018年，王逸平留下的病情记录，只有185篇，“疼痛”、“腹痛”出现过42次，“便血”、“尿血”6次，痛醒出现过6次。如果不是疼得受不了，他不会记录。
这份记录就停在了今年的3月26日。
2018年4月11日，55岁的王逸平走进办公室，再没有走出来。
他倒在沙发上，面前是一支止痛针，办公桌的备忘录上，有他写下的备忘录：
2018年4月14日“武汉，肾脏药理会”，4月15日“返沪”。
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
实际上，这本记录病情的工作笔记，是在整理王逸平遗物时发现的。直到他去世，我们才知道，25年来，他竟然一个人，默默忍受病痛折磨；而他研发的新药“硫酸舒欣啶”已经完成二期临床试验，获得了美、英、法、德、意等多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授权，即将救助更多的人。
在他的遗物中，还有一张永远不会到达的飞机票。那是王逸平准备在今年5月，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2018年4月21日，上海药物研究所为王逸平举行了追悼会。
那天，有700多人前来送他最后一程，有中科院科学家、有医药界同仁、有他的学生，还有打扫实验室的清洁工……
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是自发前来。
大家念及25年来，王逸平独自承担病痛、忍受折磨时，都泣不成声；
而回忆往昔，却发现记忆中的他，始终是一张笑脸，这笑脸背后是紧咬牙关的坚毅；
我们认为的痛苦，应该是叹息和哀怨，王逸平告诉我们，我们错了。
当大家带着悲痛，送别王逸平时，天空出现了最壮丽的晚霞！
丹参，传说是原长在东海无名岛的仙药。要取此药，必经过暗礁漩涡，艰险犹如闯鬼门关。
有个至孝少年，为了给母亲治病，勇闯东海采药，这才把丹参带了回来。由于这种仙药凝结了少年的一片丹心，于是便给它取名“丹心”。
后来，“丹心”流传成了“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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