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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爹和一群狗，曾是宋志军全部的牵挂。不料，自从他酒后伤人进了看守所，爹病逝，狗走失。等回到家，他怨天尤人，怪旁人见危不救，要上访“讨个说法”。
宋志军所在的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是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县。县里派二级心理咨询师李超来到宋家。
“院子虽破，但干干净净；主人颓废，但种的一畦菜，绿油油透着生机。”李超一边看，一边赞，说得宋志军的脸渐渐“阴转晴”。紧接着，李超两次登门解心结，村里又帮着张罗找工作。宋志军的话多了，笑也多了。
“心理咨询如春雨润心。”西平县设立304个工作站，培养700多名咨询师，开展心理疏导，化解心理症结。“做这件事，干部一开始心有疑虑。”驻马店市委政法委书记孙巍峰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明确表述，让我们统一了思想，信心倍增！”
党的十九大报告阐明了社会治理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围绕新目标新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着力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擦亮“平安”这张暖心名片。
创新治理体制，多元主体互动
这段时间，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街道党工委书记蒲亚鹏的主要精力用在了社区“微更新”项目上。项目虽小，却是治理难点，涉及区内不少单位的“奶酪”。
比如东上澳塘河整治，河水清了，河道美了，但群众还是有意见——部分河岸被两家国企围圈，1公里长河岸两头走不通。要想开放河岸，就得拆除围墙。都是市里响当当的国企，怎么沟通？蒲亚鹏想到了街道党建联席会议机制，街道党工委与两家企业党委多次协商后，企业不仅拆除围墙让出河岸，还将内部的小花园对公众开放。
虹梅街道户籍人口只有2万，常住人口却有4万，加之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的各类企业近3000家，从业人员达20万人。庞大的人流潮汐般来去，给社会治理带来很大压力。
“区域化党建就像一根红线，将区域内机关、企业等不同类型单位的党组织连接起来，凝聚治理力量，激活治理资源。”蒲亚鹏说，通过区域化党建平台，虹梅街道引导成立跨体制、跨领域、跨条块的社会组织“虹梅庭公益服务中心”，“虹梅庭”又培育孵化出“企业社会责任联盟”等多个公益社团，“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治网络就像爬山虎一样，越连越多，生机勃勃。”
“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维护社会秩序，而是把党的领导植根于基层，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党组织领导下，组织群众依法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实现党领导社会治理、依靠群众加强社会治理。”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李友梅说。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强化各级政府责任制，成为各地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着力点。
北京编制实施全国第一个社会治理五年规划，推出28项量化发展指标，都是实杠杠，便于考核评价；浙江将平安建设和综治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手中每月都有两张报表：一张是“经济报表”，一张是“平安报表”。“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的理念，正不断转化成各地的生动实践，落地生根。
社会治理既是对全社会的治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治理我国这样一个由13亿多人口组成的巨型社会，尤须在全面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主体责任的同时，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
地处豫皖交界的河南沈丘县，一度案件频发。数周前的一个深夜，盗贼潜入窦全梅家，牵走10只羊。68岁的窦全梅哭天抹泪，无所适从。没想到，几天后，保险公司送来4000元赔偿金。原来，县财政今年拿出150万元，为30.4万户居民上了治安保险。谁家的牲畜被盗、农机具被偷，10天未侦破，可向保险公司索赔。
沈丘县综治办主任董磊说，县政府购买服务后，重在考核乡镇理赔质量、发案数量，强化公安部门破案责任，有效减少了“发案不报案、报案不破案”。
把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党委政府不再大包大揽，沈丘的微创新，折射的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趋势。
北京市朝阳区建立起约12万人的群防群治力量，小区保安、社区大爷大妈等“朝阳群众”活跃在综治一线。今年初上线的“朝阳群众”APP，更是将其威力从线下发展到线上。
山西省不久前划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最低线——新增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安排的部分，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
树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各地发力制度创新，吸纳更多主体共同参与，在共治中优化社会治理。
下足绣花功夫，提升精细化水平
“辕北村西北角发现一处违章建筑……”几天前，山东省桓台县全域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接到网格员发来的图片，工作人员立即转给管区干部。进入处理程序2天，违章建筑即告拆除。“以前违章建筑野蛮生长，发现难、拆除难。”桓台县委书记贾刚说，现在可以早发现、早治理，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在桓台，全县划分974个智慧网格，“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上办，平台自动监督”，问题发现、转办、落实、监督全流程留痕。
“解决社会治理中看大概、轻细节的积弊，关键要树立大数据思维。”贾刚说，通过智慧平台监督权力运行，及时解决问题，同时搜集问题，分析研判治理短板，精准施策。
社会治理是精细的艺术，考验的是绣花功夫。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各地把握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的新特征、新趋势，积极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今年，武汉交警推出集“车脸”“人脸”识别等系统于一体的交管智慧监管平台，对吸毒人员、毒驾人员等重点驾驶人，“毒驾车”“醉驾车”等重点车辆，实现了实时预警。曾因吸食毒品被取消驾驶资格的张某就领教了这个智慧平台的威力。张某名下的“鄂A72Z××”红色马自达轿车，6月活动频繁，交警将高清卡口监控拍摄到的驾驶员照片与张某比对，发现高度吻合，随即将其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过布控盯守，民警将驾车的张某当场抓获。张某尿检结果呈阳性，已构成毒驾和无证驾驶，被强制隔离戒毒。
如今，“互联网+社会治理”渐成风气：杭州推出“城市大脑”智慧城市建设计划，贵州检察院打造司法办案辅助系统、案件智能研判系统、数据分析服务系统三大数据应用系统……借势科技，线上线下融合，社会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日益增强。
绣花功夫“绣出”的，除了浓浓的“科技范儿”，还有“专业范儿”。
前不久，河南洛阳的许某患抑郁症入院猝死。亲友围堵医院大门，摆花圈、停尸体。调解员杨彦琦花费12个小时，成功劝解患方将尸体移入殡仪馆。第二天，老杨又以陪审员的身份，成功调解赔偿事宜。
在洛阳，医患纠纷化解渐入正轨。洛阳市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处置中心，聘请退休的医院院长、法院院长等兼任人民调解员，组成一支专业、精干的调解队伍。至今，依法调解纠纷1000余起。
从“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在一些地方初步形成，到以失独老人为对象的社会工作服务从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扩展到更多地区，随着越来越多专业化人才的引入，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现代化水平逐步提升。
治理重心下移，建设幸福家园
12月3日上午，2018年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在湖北武汉百步亭社区正式启动，预计全国各地将有2万多个社区参与。这一社区“草根文化”盛宴，已连续举办6年，参演居民由1万多人发展到23万多人，收看人次由1500多万增至3.4亿。
作为社区网络春晚发起人之一，百步亭社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波更忙了。这位十九大代表回到岗位后，学习宣讲十九大精神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十九大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社区治理创新闻名全国的百步亭，引来络绎不绝的取经者。
“社区工作早已告别‘大妈说教’时代，需要社区工作者学会新本领、用好新工具。”王波说。“老死不相往来”“猫眼看世界”是社区居民常患的都市病，而在百步亭，这个16万人的大型社区是“三天一小活动，五天一大活动”，过去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搬到这里，就如同搬入“熟人社区”。
在王波看来，百步亭能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输出源”，关键在于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企业参与社区共建、物业融入基层治理等创新举措，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基层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各地坚持把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实到城乡、社区，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倾斜，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按照“界限清晰、便于管理、责任明确”的原则，将辖区“切分”为899个基本治理单元。每个单元涵盖居民300至500户，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许多城市的“网格化管理”不同，吴江区将党建、市容、环保、民生等党政工作职责、行政管理权限划转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及行政资源精准投放。70%的问题就地消化，20%的问题联动解决，吴江基本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向“前端预防”的转变。
山东胶州市里岔镇下辖101个村，办事力量下沉不够等社会治理短板突出。为此，里岔镇创新“纵横二分管理”。纵向上，设立两个农村工作委员会，各下辖6个管区，每个管区下辖7至9个村。党员和农户全部“联户”，形成“一沉到底”的治理网络。横向上，注重部门联动，联手解决问题。“全镇一半以上工作人员下沉到管区、村庄，农民办事半径缩短到3公里以内。”里岔镇党委书记刘京明介绍。
从强化党建对自治、法治、德治的引领到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从街镇赋权增能、取消招商引资、回归管理服务本位到提升社区硬件软件，基层治理变革在各地风生水起，初心却始终如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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