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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新实践 浙江篇】“后陈经验”: 从治村之计到治国之策

中国新闻来源:浙江在线 2017年07月17日 19:45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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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在线7月17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何晟 李晓鹏 黄葆青)下了金丽温高速,往武义县城方向开1公里,后陈村就到了。

  宽阔平整的村道,精心修葺的湖岸,一排排漂亮农家小楼间参差的水田和鱼塘,一派典型江南农村的模样。这似乎是个在浙江随处可见的富裕村庄。

  然而,平凡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不寻常的历史:13年前,为了化解村集体收入逐年猛增而村务管理却问题频发的困局,这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村委会并列的基层村务监督机构——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让后陈村人惊喜的是,在监委会成立一年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深入到后陈村调研,并鼓励他们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一做法,为全省提供有益经验。他们更没想到,“治村之计”会上升为“治国之策”:2010年,全国人大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作出了“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的规定,“后陈经验”遂成国家法度,后陈也与小岗一样,成了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村庄。

  钱怎么用,用了多少,每张发票清清楚楚

  今年梅汛雨不停歇,后陈村西边,村民洪孝广承包的9亩鱼塘上个月也被洪水冲垮了堤塘,养的鲫鱼几乎都逃光了。听我们提起村务监督委员会,洪孝广比划着修复如初的塘堰开了腔:“村里雇挖机来施工,村监委会的干部每天都在现场,干了多少时间,运来多少土方都一笔笔记下来。像这样的工程,以前少不了又要有人说干部在捞好处。但是现在,钱用在哪里用了多少,每张发票清清楚楚。我们放心,村干部也敢为我们做事情。”

  边上57岁的陈玉球憨厚地笑了,她今年5月15日刚当选后陈村第六届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在村口的公开栏里的收支账上,后陈6月份最大的单笔收入是厂房租金39.9万元,最小的一笔开支是几盏路灯的电费13.95元。其他大到老年食堂的菜金支出,小到买了几把扫帚,也都一一入账。

  “公开栏地方有限,只能公示账目。华数公司每个月都会把我们监委会审核过的发票传到机顶盒的‘互动点播’里,村民在家就可以看。”陈玉球说。

  逼出一个第三方监督组织

  十几年前的后陈村可不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高速公路、工业园区建设,村里1200余亩土地陆续被征用,征用款累计达1900余万元。当时由于村里重大决策不公开,村务不透明不规范,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危机与日俱增。

  2003年11月,时任武义县白洋街道工办副主任的胡文法“临危受命”,到后陈村兼任村支书。胡文法领着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连续四天开会到深夜,最终达成共识,设立一个第三方监督组织——村财务监督小组。小组成员除分管纪检的支部委员和出纳外,由全体村民从非村两委成员直系亲属村民中选举三人组成,每月对村两委的财务支出进行审核公示。

  后陈的变化很快引起了街道党委和武义县委的注意,2004年2月,县纪委派出专题调研组进村,确定后陈村为村务监督改革试点村庄,拟出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两项制度,并设置了村级监督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2004年6月18日,后陈村民主选举产生了首届村务监督委员会。至此,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代表的“后陈经验”基本成型。

  习近平的肯定,让我们吃了定心丸

  2005年6月17日,是让后陈人至今难忘的日子。这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后陈村调研。

  在时任村主任、现任村支书陈忠武的印象中,习书记身材魁梧,平易近人。“我说,没有监委会前,大伙对村干部不信任,干部做不做事都得罪人;有了监委会,百姓对我们的态度完全变了,盼着我们多干事。”

  最让陈忠武他们激动的是,习近平说,后陈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他一直关注着,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确的。

  “当时其他村的村干部都在骂我,好端端搞一个‘第三委’出来,还要不要做事了?但是他说了这个话,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才能大胆地走下去。” 陈忠武说。

  村里的钱和家里的钱一样,都要精打细算

  370户人家的后陈村,紧临武义县经济开发区,2016年村集体收入达410余万元,在当地是不折不扣的富裕村。但在武义的各类市场上,后陈村的干部却是让老板们头疼的人。

  去年,后陈村造旧村改造的安置房,请数字电视公司铺设基础工程。验收通过后,对方拿着7.2万元的工程决算来结账,但是村监委会提出,报价偏高。经过专业公司审计,最终将金额压到了5.5万元。

  这笔钱,直到我们来的这天上午,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才盖章通过。“村里的钱和家里的钱是一个理,每笔都要精打细算,否则浪一浪就不够用了。”村监委会主任陈玉球说。

  但是在村庄建设和村民福利上,后陈村却一点也不“抠”。七八年间,村里的旧村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村103位70岁以上老人可以在村老年食堂免费吃饭,每天两餐。村干部们经常调解的矛盾,也从村两委与村民间的矛盾,变成了老人们口味差异的矛盾。

  相比过去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句话、一支笔”的时候,如今村干部的权力似乎小了许多。但是陈忠武和村主任陈跃富却都对记者表示,现在当干部很轻松,很“通气”。

  “以前哪怕自己堂堂正正,很多事别人就是不理解。现在,我不管走到哪里,大伙都笑着和我打招呼。”陈忠武说。

  记者手记

  在后陈,所闻所睹,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著名的村庄——安徽小岗。1978年一个干冷的寒夜,小岗18户农民秘密决定把地分了,单干……当年这大逆不道的举动,稍后即被中国农业问题权威杜润生喻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遂成中国基本国策。

  不管中国遇到什么困难,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自发应对的,总是身在其中的实践者。但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真正有挑战性的,是这些分散的、自发的、零碎的努力如何汇聚起来,集中成为政策和制度。否则,底层自发的改革常常自生自灭,难以成为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

  因此,在后陈村出于村庄治理的需要而催生出了这一制度后,武义县委的重视和推动就显得尤为幸运和重要。而随后来自高层对其的进一步肯定,终于让“后陈经验”这朵民主之花开遍了中国大地。

  什么是改革?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后陈村的故事,也因此蕴含了这个国家生生不息的内在逻辑和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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