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没好剧本绝不将就 立志“不演雷剧，不演假戏”

娱乐新闻来源：北京晨报 2017年01月21日 09:1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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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其他同年龄段主打“颜值”的小鲜肉们，王雷的演艺之路可谓一步一个脚印。毕业后进入北京人艺，主演过《金婚》、《永不磨灭的番号》、《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以及《平凡的世界》等口碑收视俱佳的作品；获得过白玉兰奖、金鹰奖等多个国内电视剧奖项的肯定。用王雷自己的话说，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有多少粉丝、上多少热搜、排行榜并不重要，这些指标也反映出一些东西，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塑造一个能够让观众喜欢的人物，打动观众，进而得到一些演艺界前辈的认可，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如今由高满堂编剧，王雷、陈宝国主演的二战题材剧《最后一张签证》正在北京卫视、江苏卫视同步热播，王雷用自己对作品的标准再次选择了一个没那么市场化的题材，但又颇能打动观众、受到演艺前辈认可的角色。

　　谈角色 纨绔子弟蜕变血性青年

　　《最后一张签证》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讲述了中国驻奥地利领事馆签证官为犹太人发放签证的故事。王雷饰演的中国外交官普济州是一个善良、正义并且充满血性的青年。提及这个角色，王雷认为这是一个原本社会阅历少、缺乏经验的青年在各种艰难险阻中逐渐成长成熟的人物。“起初普济州是一个喜欢音乐、有点文艺浮夸的公子哥，到了后来被犹太难民所受的苦难震撼，顶着压力和德国党卫军斗智斗勇，通过为犹太人办理签证，帮助他们逃离战乱。虽然从始至终没开一枪一炮，但完全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精神信念是他最好的武器。”为了能够接近那段历史，剧组完全实景拍摄，演员们都亲身进入到了当年关押犹太人的地牢。王雷回忆说，“那个地牢真的非常恐怖，里面的味道，包括铁锁链、灰尘，还有整个监狱，给我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是我，能否有这样的勇气在这样的环境下和德国纳粹作斗争，从而自然而然地就生起了一种崇敬感，感觉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太了不起了。”

　　对于此番和陈宝国的合作，王雷用“亦师亦父”形容。“有一次的场景是要将一块布塞在我嘴里，我本来打算直接用个道具得了，但宝国老师当时就说一定要找一块干净的消了毒的，才能让我用，不然怕不安全。”王雷坦言当时他就有一种被父辈保护的感觉。“虽然宝国老师平时看起来很严肃，但是他很爱护我，让我心里暖暖的。剧中我还有调皮的戏份，宝国老师很生气，他一生气，我就联想到小的时候和我爸吵架的那种感觉，感觉一上来就演得跟真的一样。”

　　谈职业：观众认可重于网络热搜

　　在当下的青年演员群体中，很多演员演戏都是靠“颜值”来吸引粉丝，而王雷却已经扎扎实实地演绎过《平凡的世界》和《最后一张签证》这样的具有质感和历史厚重感的大戏。“其实，我觉得能否上热搜或排行榜都算是浮云，而只有真正得到观众的认可，甚至得到了像陈宝国老师这样的老艺术家们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早年在北京人艺摸爬滚打的几年塑造了王雷对“演戏”二字的认知，促成了他对待艺术的真诚态度。“早期在人艺我能和丹丹姐、朱旭老师、吕中老师这些优秀演员一起演戏，这种经验的积累对我影响很深。我从这些演员身上学习到了对待一个角色，必须要扒层皮，玩玩闹闹是出不了好戏的。我一定要付出很多很多努力，这个角色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这样严谨的态度，也使王雷形成了一个对于剧本选择非常严格的习惯，王雷立志“不演雷剧，不演假戏”：“如果没有好剧本，我会死等，绝不将就，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我不演乱七八糟的戏，什么玄幻的那种，我从来不拍那样的戏。我拍的戏说实话就要付出得多点儿、比较累的戏，真正是挺考验演员的戏。”

　　王雷在接受采访时会时不时提到陈宝国、陈道明、李雪健等前辈演员对艺术的执着、对表演的苛求，他们是让他知道如何作演员的标杆和榜样。 “前些天我还在看陈道明老师的《围城》，从中有很多借鉴，也通过观察‘偷’点方法。”王雷认为陈道明老师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围城》播出之后，很多上海观众都以为陈道明就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我知道他私下肯定经过了很多练习、反复琢磨，所以他们这种对待角色、对待艺术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学习。现在的演员片酬再高，也永远改变不了这些演员的位置，他们的状态也是我希望追求和达到的。”

　　北京晨报记者 冯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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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满堂 现实主义没死

　　北京晨报讯（记者 冯遐）二战题材剧《最后一张签证》近日在京举行了研讨会。在当今电视剧市场小鲜肉盛行的大环境下，这部闪耀人性光辉的匠心之作在收视和口碑上受到的认可，让包括编剧高满堂在内的创作者看到现实主义没死，让他们对现实主义的坚守有了信心。

　　研讨会上，十余位专家先后表达了自己对于这部剧的看法，并在会中对这部剧从拍摄手法到精神内核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编剧高满堂既表达了对当下市场“资本为上”的不满，同是又强调了自己和部分同行的坚守，“在影视现实主义创作面临巨大的困难、压力的情形下，江苏电视总台、北京电视台能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非常感动，这也奠定了我下一步做老中医这部电视剧的信心，在这部片子里我们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坚守又有了一定的信心，这很重要。我们看到很多的影视、编剧、导演在离这条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越来越远，这是每一个评论家、创作者都非常忧虑的一件事，《最后一张签证》我在努力地证明现实主义没死，现实主义仍然魅力四射。”

　　在“替身演戏”、“抠像明星”等现象不断将影视行业的底线拉至新低时，《最后一张签证》的导演花箐介绍了整个拍摄过程，或许能说明耗时耗力耗财是通向良心作品的必经之路。“我是2015年5月份接到这个剧本，6月份的时候制片人以及高满堂老师亲自带队去布拉格选景。故事发生在维也纳，为什么在布拉格拍？因为维也纳已经很现代了，没法拍。布拉格五百年没有战火，建筑跟维也纳很像，再加上满堂老师的《温州一家人》在那儿拍过，对那儿很熟悉，满堂老师就带着我们6月份赴布拉格，布拉格的景外表看起来还可以，但很多内景已经不像样了，很多场景是开机之后重新加工的。高老师带着我们每天看景，布拉格的电影制片厂是欧洲最好的，它的服装、道具至今保存着，而且很真实的东西都有。可以说，布拉格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环境。另外，这个戏有一半的演员是外国人，在布拉格每天看完景之后晚上专门去找欧洲的演员，最后定了剧中的这些人，反反复复经过了一个月。最终在9月16号开机，在布拉格拍了三个月回到上海拍了一个月，一共拍了118天，后期断断续续做了一年，现在呈现出这个作品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