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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顺”还是“发”，这种美好的期盼是心理感受，还是符号制造出来的呢？……
如果你是一个烧脑爱好者，或者符号学发烧友，大概不会错过正在热映的电影《但丁密码》。只看剧情简介，这部电影都足够让人心动：由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符号学教授罗伯特·兰登，一天从噩梦中醒来，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在一间病房，周围是一堆医学仪器，和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失忆，枪伤，追杀，逃亡……而摆脱眼前困境的关键，则是手中一幅小小的图画。
当你为汤姆·汉克斯揪心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他在剧中的身份——哈佛大学符号学教授。他用自己的符号学知识以及对但丁《神曲》的解读，破解图画中的谜题。
年过花甲的汤姆·汉克斯，在荧幕上饰演了一个风度翩翩的符号学教授，他在一路奔跑之中，突然灵光一现，就能解读密码背后隐藏着的谜题。电影热映之后，不少网友对符号学兴趣浓厚，知乎网站就有数百个关于符号学的提问。那么真实的符号学研究什么？生活中有哪些有趣的符号学现象？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国内知名符号学专家赵毅衡用一些生活鲜活的事例，给我们普及一下符号学。
“符号学”这门自带“神秘光环”的学科，往往令人望而生畏。就连赵毅衡教授也笑言，听他的学术研究，十有八九的人会以为“原来你是研究《达芬奇密码》的”。他向记者科普了一个概念：“符号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之中，就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某种感知。”为什么新娘子结婚那天要披着红盖头？为什么大多数人喜欢数字8而忌讳4？这些生活中的现象，都可以用符号学的理论给予解释。
为什么要有符号？
一提起符号学，电影迷们大概不会陌生，除了前文提及的《但丁密码》，还有一些电影用符号来推理判断，延续剧情。
比如电影《风声》，地下党用摩斯码传递密电，用唱歌识别自己人；又如电影《达·芬奇密码》，罗伯特·兰登得知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被害，对博物馆里一系列与达·芬奇的艺术作品有关联的神秘符号进行分析和调查。
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对符号学有着自己的理解。
不知你是否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传统婚礼上，新娘子一身簇新的红装，虽然妆容精致，首饰闪闪发光，却要用一方红盖头遮面？明明你去参加这场婚宴，最关注的是新娘子的装扮，而她却不能抛头露面，躲在洞房内等待新郎用一杆秤“掀起了你的盖头来”，新婚生活就会“称心如意”。
新娘子的特点是“新”，要大家注意到这个意思，只好跟一瓶酒一样，盖上然后打开。这样的习俗与新式婚礼如出一辙，现代的新娘子虽然不需要“红盖头”，但仍然要用一身簇新的婚纱，再不济也要在胸前别上胸花作为符号，要不然，宾客连敬酒都不知道找谁去呢。
符号是用来表达、传送、解释意义的，任何意义必须靠符号才能表达，符号是所有意义活动的根据。为什么要有符号？因为解释意义不在场，这是符号学的第一必要条件；意义一旦在场，符号就退场。比如一个家财万贯的老板，不可能穿一身钞票在外面行走。那如何才是富呢？“男人看表，女人看包”，手表、皮带、钱包、手袋。如果一个人从不露富，也从不享福，那他就是不富。
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问。人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都浸泡在符号的意义活动之中，任何时候，当我们不追求意义时，我们的意识就停止了，因此，我们哪怕睡觉做梦，都在通过符号追求意义。
象征是一种特殊的符号
老百姓可能不懂符号学的深意，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常用的“象征”，就是“特殊符号”。有一则关于象征的小故事与大家分享，有一位年轻的老师，在课堂上给大学生讲生活中的象征。他举了个例子，某个领导觉得单位黑色的公车太过单调，想换个颜色。有人提议用红色，喜庆，老百姓不干了，说“这一辆辆红色的小汽车多像红包呀，这些人是想受贿呢”；另有人提议用绿色，环保，老百姓又吐槽“这一辆辆绿色的小汽车多像绿毛龟呀，这些人想长寿呢”。
在哈哈大笑中，这位老师结束了讲课，急急忙忙地跑去菜市场买鱼。原来他和女友约定这天上门提亲，岳母要求得买一条10斤重的大鱼。当他拎着鱼走进女友家时，丈母娘看着开膛破肚的鱼一时傻眼，你怎么把鱼给破了？老师还纳闷，天气太热，破了方便。谁知丈母娘暴跳如雷：“让你买10斤重的大鱼，是象征着我女儿十全十美，你却把鱼给开膛破肚，这不是笑话我女儿不完整吗？”说话间，她抄起一把菜刀，剜掉鱼的眼睛，吼道：“快拎着鱼出去走一圈再回来，我要告诉邻居，不是我女儿不完美，而是你‘有眼无珠’。”
除了由红色象征喜庆，用10斤重的大鱼象征着十全十美的姑娘，我们还用大山象征父爱的坚韧，用大海象征母亲的包容，用绿色象征生命，用金黄象征财富，等等。这许多的符号，因为被反复使用，累计意义，最终都变成了象征。
象征，是意义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只是某种抽象品质的特殊符号，代表着使用过多、积累更深的某种意义，有时候就是一种约定俗称的规矩。还是以结婚习俗做个举例，布置婚房的时候，我们习惯在大红色的婚床上，铺放大枣、花生、桂圆、莲子，取其谐音“早生贵子”。你说我嫌这些零食硌人，换个梨子可以吗？当然不行！你说梨子“立子”，他们说梨子“分离”，任何象征的意义积累，都是一个集体行为在文化上的烙印，单凭一己之力、脑洞大开，无法让这个“梨子”替代“早生贵子”。
空白也可能是符号
既然符号用来表达意义，符号学是文科的总方法论，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文化现象，那么空白是不是一种符号呢？
假设一种情景，一个周而复始的星期一，你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向拥挤的电梯，正在脑海里谋划一周的工作计划，抬头看见自己的顶头上司站在身旁。你满脸堆笑地打了一个招呼，却换来对方目不斜视、面无表情。这种空白的表情符号，连emoji表情包都没有办法模拟。于是你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老板没有听到我打招呼吗？他会不会误以为我没礼貌？又或者他对我心存不满，哦，天啊，他是不是想把我开除？
你瞧，老板的一个面无表情，就能被下属解读出这么一长串意义。如果遇上胆子小的职场菜鸟，说不定要上演一场现实版的《小职员之死》——在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就将这种揣测描写得淋漓尽致。一个小公务员在剧场打了个喷嚏，不慎溅到前排将军头上，他的诚恳道歉换来将军的漠然，结果被活活吓死了。
由此可见，既然这种空白被接受者认为是有意义的感知，那么空白就变成了符号。开车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如果你前面的车没有打向左转或者向右转的指示灯，也没有踩刹车或者亮红灯的指示，那么你就可能做出判断，对方要直行，此时的空白“没符号”就是直行的符号。
符号学的制胜法宝
电影《但丁密码》作为罗伯特·兰登教授演绎的“符号学三部曲”之一，依然延续了前两部作品的大团圆结局，这个自带招黑体质的老头儿，在无妄之灾中惊险烧脑，又一次用符号学拯救了全世界。
既然意义是符号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就掌握在解释者的手中。如果解释者就不接招，不把这个符号解释成某种意义，那它就不是某种意义上的符号。还是前文和领导打招呼的例子，如果小职员脸皮厚点，或者心宽一点，就当领导没听到又怎样呢，就不会让自己徒增烦恼，这个“面无表情”就不是领导生气的符号。
今年中秋，乾隆皇帝带着140多件文物从故宫移驾到成都博物馆，展出两个月的时间，迎来了60多万的客流量。闭馆前夕，记者再次探馆，试图了解这么多金器、瓷器、书画等文物中普罗大众对哪件文物最感兴趣。采访结果出人意料，国宝金瓯永固杯竟然被青玉龙纽宝印比了下去。据成博讲解员透露，展柜中的这方象征着皇权的玉玺，最让观众拍照不止，提问不休。
玉玺原本是象征皇权的符号，是证明皇位归属的绝对证据，分分钟引起一场军阀战争或者朝野动荡。不过也是一块石头。《三国演义》记载，“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将印打王寻、苏献，崩其一角，以金镶之”，在老太太打人的一刹那，那玉玺也就不是皇权的符号了。
因此，物不断被符号化获得意义，或者去符号化失去意义，符号可以上下滑动，这取决于解释者的感知。《史记》就记载了一场符号学的心理战：项羽俘虏了刘邦的父亲，在阵前叫嚷着要把刘父烹食。刘邦泰然若素，既然我和你项羽结拜为兄弟，我的老父亲就是你的老父亲，如果你想烹饪自己的父亲，一定要记得跟我分一杯羹。在这种比谁更流氓的心理战之中，刘邦拒绝承认煮父亲的意义，项羽只能兀自哀叹“虞姬虞姬奈若何”了。
“叫了个鸡”有何不妥？
有次我在办公室加班，帮同事的孩子丢个垃圾，蓦然回首，这个盛放着炸鸡、散发着喷香的包装盒上赫然印着店家的招牌“叫了个鸡”。我忍不住惊叹，现在的00后已经这么彪悍了吗？没过多久，就有媒体报道，“叫了个鸡”炸鸡店因招牌和菜单内容恶俗，被城管部门责令整改。一时舆论哗然，谴责这种“无下限”的营销套路。炸鸡店不得不在官方微博上道歉，并承诺整改。
符号学与广告学的结合，最后的成果就是品牌设计。无论是店铺取名，还是广告营销，或重外延，或重内涵，第一要义就是用符号把自己区分出来，标新立异，和别人就是不一样，这样才能扯人眼球，令消费者过目不忘。
还是以这家炸鸡店举例，如果店家想突出自己的外延，可以标榜自己新增了一款“咖喱鸡”产品；如果想强调产品的内涵，就可以打出“黄金鸡块”的噱头。还是原来的鸡块，还是熟悉的味道，只是取名时沾染了土豪金的味道，说不定能让消费者趋之若鹜。
如今商界竞争残酷，店家取名另辟蹊径，让人哭笑不得。有人自轻自贱搏出位，“厕所串串”“畜生包子”“妈的酸梅汤”都冒出来了，不知道执意试吃的消费者内心有多强大，反正取名者胆识过人。不过这些大胆出位还是有边界线的，诸如“强盗之家”“饭醉团伙”，一不留神就会被公安局认定为“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勒令停业整顿。
为什么你会讨厌“4”？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在下海经商这条路上前赴后继，沿海一带人们的方言把数字“8”念作“发”，于是8就成了一个吉利的数字。而数字“4”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谐音“死”，为普罗大众忌讳。有人开业、乔迁、结婚选日子要避开 4号，有人买房子避开 4、14、24的楼层，还有人连身份证、学号这样的指代符号沾了4的边，也会深恶痛绝。
今年教师节，有一个热点话题在网络上引起极大的争议。学号原本是学校为了方便管理学生才给每个人设置的编码符号，没想到一个孩子学号被分到了14号，而家长认为这个数字不吉利，希望老师能够换个数字，最后竟因换号不成，用各种英文单词辱骂老师，对于其他家长的劝解也是置之不理。忌惮数字到这个地步，这家长也太刁钻了。
在赵毅衡教授看来，这种现象源于人们希望通过一套规则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命运掌控无力，只能欺凌各种符号——譬如折腾数字符号。对这些人的主观感觉而言，符号形式经常比符号的意义更为重要。
这种对数字的迷信，还不仅仅是个人行为。1996年，广州与北京同时将电话号码升级为八位数，北京统一加“6”，寓意“六六大顺”；广州原本拟加“5”，但是遭到群众极力反对，因数字“5”谐音“无”，于是改为“8”，谐音“发财致富”。
无论“顺”还是“发”，这种美好的期盼是心理感受，还是符号制造出来的呢？只能说，这些符号至少从形式上给人带来片刻的欢愉。我们只能换一种方式去理解，生活在一线城市，既然房价、薪水、空气已经让人那么糟心，幸福指数高开低走，如果连数字这种形式上的吉祥美好都不复存在，那我们的幸福感只能每况愈下了。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你可以不用任何符号（包括语言符号），表达一个意义吗？赵毅衡老师保证你不可能做到。
华西都市报记者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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