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彭焕生：长征，一生抹不去的记忆

中国新闻来源:人民日报 2016年09月18日 05:2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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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焕生，现年106岁。1910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从小失去双亲，为地主打长工。1930年上井冈山参加赤卫队，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通讯排排长，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虽然条件艰苦，但红军战士情谊比天高，都团结在一起，劲往一处使，再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

　　老人穿着红军军装，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106年岁月的风霜洗礼，在他脸上刻上了太多历史的痕迹：1930年参加革命，当红军、打鬼子、谋解放，老人用一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老人说，尽管身经百战，但他永远忘不了懋功会师时漫山遍野随风飘扬的红旗，忘不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嚼草根、煮皮带吃……

　　这位老人叫彭焕生，江西吉安人，是目前我国尚健在最年长的老红军之一，也是经历过五次反围剿、全程走过长征路的历史见证者。9月上旬，记者来到彭老位于天津警备区第一干休所的家中，聆听了老人100多年的人生故事。

　　“我生来就是小奴隶，穿上军衣就没想过脱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一点儿不假。

　　彭老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长塘乡磨湾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便失去了父母，在地主家当长工。按照彭老自己的话说，他不仅是个孤儿，还“生来就是小奴隶！”

　　1930年春，红军进攻长沙，磨湾村组织起了农民协会。听说要组织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除恶霸，受尽压迫的彭焕生兴奋极了，便立马想到了参加农民协会。

　　同年7月，红军进攻长沙，农民协会帮助红军攻克了吉安。后来，农民协会的干部对大家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保卫穷人利益的，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便号召大家参加红军来保卫吉安。彭老当时觉得参加红军当然很不错，还能有口饭吃，于是和大家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进入了革命的队伍。

　　“父亲参军离开家乡不久，磨湾村就被国民党烧没了，父亲得到消息后，虽然很伤心，但反而更坚定了他一心跟着红军去打仗的决心！”彭老的大儿子彭京林对记者说，“他常说，踏上革命的道路后就一直闷头往前闯，即使是后来长征路上那么困难，打仗那么危险，他也没想过回头，更没后悔过。”

　　“‘一把盒子枪，一台电话机’干革命！”

　　老人说，他很幸运，参战无数，却没有挨过一个枪子儿。讲起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彭老显得十分淡然，大概他早已将那些生死瞬间化为平淡、埋在心底。

　　即便如此，有一场战斗还是让老人毕生难忘，至今谈起依旧老泪纵横，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底，长征已经一个多月，前三道封锁线都一战突破。蒋介石便调湘军北下、桂军南上、粤军西追，30万大军三面合围，逼迫红军西至湘江。为了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彭老和战友们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决战，他们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逐个山头地争夺，逐个山头地死守。

　　12月1日，战斗更为惨烈，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到当日下午5点，党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渡过了湘江。经过5昼夜的激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战役的惨烈程度，也许只有亲历过的人才能了解。如今谈起这段往事，老人不愿再提，他说他只记得，身为通信兵的自己“誓死也要背着通信设备”；只记得“身边的战友成批成批地倒下，尸体堆成山”；只记得“子弹好像特别姑息自己，总从身边飞过”；只记得，“湘江的水好深好深，还夹着血腥味”……

　　“一把盒子枪、一部电话机，这就是父亲全部的作战装备！”彭京林对记者说，“父亲身体瘦小，背着德国造的‘黑匣子’实在不轻松，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直到革命胜利。”

　　“革命胜利时，30个同乡人，只剩我1个！”

　　1972年，彭老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做了手术，胃部被切去了2/3。老人打趣地说道：“长征不辛苦，只是把我的胃搞坏了！”

　　据老人回忆，红军过草地时，食物极其匮乏，往往先头部队过去之后，能吃的草根都剩的不多了。

　　“由于食物有限，父亲就开始找野花吃，把采摘下来的野花揉碎了塞到嘴里，父亲到现在还记得，长征时吃了不少野花。”彭京林对记者说：“还有就是吃皮带，把皮带用刀切成‘小丁子’，用水煮着吃，高原水开不了，皮带难以下咽，但不吃就走不出草地呀！”

　　说到这里，彭京林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记者：当时父亲是班长，一天，他手下有个战士在沼泽里抓了条小鱼，送到他面前要给他吃，父亲说什么都不同意，并说：“你年岁比我小，你吃了补充营养，咱们一块儿走出草地！”一番争执后，战士拗不过班长，只得吃了小鱼，后来两人一同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当初的战士已经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一年春节，他特意来天津看望自己的老班长，两人相见，感慨万千，“长征虽然条件艰苦，但红军战士情谊比天高，都团结在一起，劲往一处使，再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

　　说起长征时的困难和艰辛，老人几度落泪。他说，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同乡112师机关炊事班长（名字已无从考证），背着行军锅，过雪山时被侧风吹下山崖，自己却无能为力；看着年轻的战友为了给大伙试吃野草，中毒身亡，身边战友都十分心痛。彭老说，到全国解放时，同乡一起出来的30个弟兄，就只剩自己1个人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么多红旗！”

　　老人爱唱歌，有一首歌，他现在还会唱。

　　“红军两大主力，翻过绵绵山脉，我们胜利会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参加苏维埃中心力量，我们百战百胜，挥师进四川……”这首歌叫《懋功会师歌》，是1935年懋功会师时传唱开来的。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6月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长征虽然异常艰苦，但没有一个战士叫苦，因为他们不仅拥有乐观的心态，更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说起懋功会师，彭老凝重的神情变得喜笑颜开，他说永远也忘不了那满山遍野迎风招展的红旗，看着前来会师的各路战友，自己心情十分激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革命胜利了，看到全国解放的曙光了！”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红军战士的梦想渐渐成真了。新中国成立后，彭老继续默默无闻地为军队、为国家做着贡献。1966年，彭焕生从天津市红桥区人武部政委的位置上退下，开始了离休生活。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40多年过去，彭老已经106岁了，但他身体依旧硬朗，身上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疾病，每天还能自己上下楼梯，能在干休所工作人员和子女的陪伴下到院子里走走，散心消遣、呼吸新鲜空气。

　　说起父亲长寿的秘诀，彭京林说：“除了身体底子好外，大概是老人吃了太多苦的缘故，‘大风大浪’经历过来后，心态平和，不急不躁，也更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吧！”

　　“儿孙们去当兵，我心里高兴！”

　　老人现在住在天津警备区第一干休所一座整洁的二层小楼内，他的卧室在二楼，每天自己上下楼，从不用别人搀扶。

　　“老人身体硬朗，能自理的事绝不找人帮忙，到现在有些衣服都还是自己来洗。”彭京林对记者说，“不仅如此，父亲的生活也十分节俭，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有一年，彭老睡觉从床上掉下来摔伤了腿，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式木床，足有1米高。子女们见状，立即到商场选了一张矮床，定好下午就送货。回家后，彭老的小儿子拆老床，彭老当时就急了，说子女们“瞎花钱”，急得把眼睛都瞪圆了，“没办法，我们又回商场，把床给退了。”彭京林说。父亲节俭朴实的作风和雷厉风行的军人气质时刻影响着自己的家庭。

　　彭京林介绍说，现在父亲生活规律，基本自理，他平时爱看军事节目，最爱穿军装，穿上就不愿意脱。彭老总说“年轻人就该为国家多干点事，这样咱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现年66岁的彭京林也曾是一名军人，1968年到南海舰队服役。据他介绍，他的弟弟妹妹也当过兵，大姐去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人特别支持儿孙们参军，五个子女中的两个儿子参了军。“也许这就是父亲精神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吧！”彭京林说到这里，开心地笑了。

　　彭京林的儿子彭超是80后，在爷爷的影响下，18岁的他也穿上了绿军装，到爷爷曾在的装甲一师当了一名通信兵。“爷爷给我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让我很受感触。现在咱们赶上好的时代了，但我们应该继承红军革命传统，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彭超说。（邢邦明、魏红光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