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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题:参加长征的人员是如何确定的
肖石忠、曾涛、孙杰
1934年5月,在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战略转移。由于事关重大,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为了筹划战略转移的相关事宜,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和保障准备。
走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
长征之前,一般干部的去留,不是由中央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单位,由各自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当时,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张闻天),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因此,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而高级干部的去留,则是由“三人团”决定。
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留守人员名单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完全是由“三人团”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只就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则只是告诉他一个数字。其实,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都是博古、李德说了算,具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存在明显的宗派倾向。博古、李德尽量将他们认为犯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留在中央苏区。
主力部队转移之后,红军留守部队将面临着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剿”。况且,留守部队大部分都是伤病员,甚至很多是重伤员,已经基本失去战斗力,一旦苏区陷入敌手,留守人员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最终的留守名单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安排。项英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陈毅只好服从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项英一道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瞿秋白的名字也出现在留守名单里。对于这个决定,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毕竟瞿秋白曾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希望能把瞿秋白带上,但博古予以拒绝,认为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1943年12月,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曾回忆说:“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1935年2月,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俘,后被国民党残酷杀害。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后因反对错误的“肃反”而被撤销全部职务。红军主力长征后,时年58岁的他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伯坚、贺昌、陈潭秋以及所谓“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覃、古柏等同志因此也上了留守人员名单。
曾经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差点没能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经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所以也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据理力争,刘伯承才随主力红军一道长征。
起初毛泽东也没在长征名单之中
不仅是刘伯承,甚至连毛泽东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就去领毛泽东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曾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留人问题,他未过问。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他没有参与其事。苏区中央局机关和中央党校归李维汉管,所以,他把他们都带走了。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在中央苏区留下了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以及3万余名伤病员。他们面对国民党军及地主武装的疯狂“围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队伍被打散,多数人牺牲、被俘。幸存部队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