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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小佳
访谈嘉宾:曾 峻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
记者:“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坚持“四个自信”。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如何理解这种话语表达上的新变化?
曾峻: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文化自信”一词。2014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今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这次“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则明确提出坚持“四个自信”。
文化自信最初主要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把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再强调,另一方面打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历史文化联系的经脉。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正是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决定了我们必然会选择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华文化的特质,可从各种角度进行概括,但突出的一点,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自强不息、综合创新。比如,在经济制度方面,我们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讲公有制主体地位也鼓励非公经济发展,讲按劳分配也允许知识、资本、管理、技术参与分配。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追求的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也讲多党合作,重视选举民主也重视协商民主、基层民主。我们提出这些思想,而且注意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结合的广度、融合的深度,在体制机制、具体政策、工作方法、精神气质、日常行为上转化出来。我曾经撰文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为“合金型”社会主义,这种文明称为“合金型”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运用中国智慧塑造新型制度形态和文明形态的重大贡献。
总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道路探索、理论建构和制度设计,不应被忽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四者是紧密联系、相互支撑的。 下转◆3版 (上接第1版)
为何加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记者:讲话对于文化自信作了明确界定:“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什么要特别加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曾峻:近年来有人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企图在意识形态上搞“去马克思主义化”,在政治制度上“另起炉灶”。强调“文化自信”中的“文化”包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目的之一是要防止和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保证文化建设的科学性质和正确方向。
“革命”一词近些年在某些人那里似乎成了贬义词,成为嘲讽的对象。其实,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品格、优良作风,比如,信仰坚定、追求理想、不怕牺牲、甘于奉献、勇于探索、敢于亮剑等等,它们在无数革命先烈和先进模范人物身上都得到充分体现,是共产党人需要传承和弘扬的“红色基因”,当然应成为文化自信中的重要内容。讲话中,习近平多次谈到“不忘初心”,这里“初心”就包括党的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中形成的优良作风、精神风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代表着文化前进的方向,其内核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下中国各种形态的文化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处于统领地位,发挥引领作用,也自然应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当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生态还有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因素。对待西方文化,既不能简单排斥,也不能照搬照抄。通过吸纳整合,我们一定会创造出中华文化的新形态、再现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提高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
记者:坚持“四个自信”,该怎么做?
曾峻:现阶段,坚持“四个自信”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有实践层面的,也有传播层面的,需要一手抓硬实力,一手抓软实力,并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这里仅就普通学校和党校如何提高思想教育、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谈点个人看法。
一是要以理服人。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用“大帽子”压人。二是要实事求是。肯定成绩也要正视问题,要自信但不能自大,不能把话讲得太满,否则就没有了推进“四个全面”的理由和动力。三是要喜闻乐见。善于创造新形式、运用新技术,提高大众化传播能力,不能“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我欣赏”,更不能为完成任务或让领导高兴而投其所好。一定程度上,衡量工作成效的是“体制外”的人、是占人口一半的网民、是“80后”、“90后”。四是要深化研究。对内也要讲好“中国故事”,但“讲清楚”“讲得好”的前提是“想清楚”。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知道广大干部、党员、群众的真实困惑,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把一些具体问题整合、升华为理论问题,做一些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探明原因,指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