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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誓的那一天①|马家驯:14年30次入党申请才等来这一天

中国新闻来源:文汇网 2016年06月30日 19:52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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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有很多难忘的时刻,对我来说,入党那天是我最激动的一刻,经过了那一天,我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结”,为了这一天,我努力了15年!从1951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我开始打入党报告,每年都写,都在积极努力认真工作,14年里打了近30次入党申请报告,表达强烈入党的愿望,汇报自己的思想言行,一直到1964年才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党员,真不容易啊!

  1950年我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叫共青团),1951年上海公安系统招人时被推荐到公安机关工作,分派到当时邑庙公安分局第五股(人事科)。这个科室政治氛围浓,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打入党报告。因机关开展“三反”运动,我被调到沉香阁派出所当了户籍民警,在民警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1991年退休时,我得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颁发的荣誉证书:“在公安战线上长期艰苦奋斗,忠于职守,不计名利,不畏艰险,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我觉得这个评价太高了,我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讲政治、比思想、守纪律的战斗集体中,在打击坏人、保护好人等方面,做了一个人民警察应该做的事,取得了辖区群众对我的信任。

  ▲马家驯(右一)与派出所民警同事合影

  到派出所工作后我非常努力,当时一个人有八个身份:民警、党的宣传员(外围宣传)、共青团团支书、派出所互助组组长、派出所体育俱乐部主任、派出所伙食委员会主任、公安分局报刊发行员等(还有一个想不起来了),大家推选我,觉得很光荣。

  1960年春节上映的电影《今天我休息》就是把普通民警穿街走巷中做的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一些小事、琐事和好人好事,用喜剧形式呈现出来。前几年上海市公安局启动对民警思想信念教育,要弘扬“马天民”精神,《人民警察》杂志还请我写了《马天民精神激励我》一文,刊登在2012年第3期上。

  “马天民”,就是一位姓马的同志在马路上天天为人民服务的意思。

  我当时知道自己是电影马天民的主要原型之一,但不能说,因为我还在接受党组织审查、考验,公安系统领导也经常表示不要对号入座、不能骄傲自满。虽然大家都没有公开讲,但从几方面是可以看到的。

  当时我所负责的王医马弄自保会被评为全国治保先进单位,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刘伯超到此调研,电影材料都是他负责搜集。他私底下曾说过:“电影里的马天民就是你们的小马。”当时选演员时就是按杂志上的样子选,选了仲星火。

  ▲马家驯和夫人

  电影中好几个镜头都是我。1959年8月,我在公安学院上海分院学习期间,适逢国庆十周年前夕,重要外宾、中央首长视察上海等安全保卫工作十分紧张,学校规定一律不放假。我们派出所所长宋企玉多次要我请假回所,急等要用爱民活动事例的书面汇报。这时若向学校请假肯定不会同意,我只得耍了个“小聪明”,周六晚上熄灯后悄悄赶回派出所,周日一早再赶回学校,利用两个周末写“理发师剃头”和谈恋爱故事,后来这两个故事都用在了影片中。

  在此之前,1959年5月的一件事被刊登在9月刊《人民警察》上,得到了局里的重视。

  那天晚上10点多,我加班结束回宿舍途中遇到一位心急如焚的老太问路:“黄浦分局怎么走?” 我猜想老太可能有急事,就细心问她。她告诉我是带小孙子刚从乡下出来,下午在文庙玩时孙子走失了,家里人都急死了,到地区派出所、蓬莱分局都没找到,分局同志叫她到黄浦分局找找看。我一面安慰她不要急,并问了他孙子的年龄特征,一面借路边烟杂店的公用电话,向附近各派出所打了14只査询电话,再把电话打到蓬莱分局治安科,值班人员也是回答“没有”,于是我要求他是否能到迷童室去找找看。果然发现迷童室小床上有个正在酣睡的小男孩。我就陪老太来到蓬莱分局治安科,终于找到了她的小孙子,又护送祖孙俩回家,这时已是凌晨了。

  电影上映后,地区上里弄干部私底下会对我说:“小马,电影里演的都是你。”

  ▲在豫园街道开展治保知识竞赛

  但是我只能放在心里。因为我还没有成为一名党员。

  为什么久久不能入党?有两件事。

  第一,我起先是商店里的营业员,当学徒,1950年“二六”大轰炸后商店关门就失业了,我就在工会里搞一些文教工作,并参加了共青团。失业时,我参加过“失业工人自救”活动,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当时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一起,用拿到的解散费作为本钱,在普陀区新开的一家百货店摆了一个柜台,买卖橡胶用品(回力球鞋、套鞋等),进公安系统后就退出了。当时对此事有看法,认为我不是纯工人阶级,是小业主。于是调到派出所工作。

  第二、读书和学徒期间,参加了一个联谊会的团体叫“环球通讯社”。年轻时有个信念: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想多结交朋友。这个联谊会团体发给我们的一张照片有各国党旗,组织上认为这个联谊会团体性质不纯。这个“环球通讯社”就是让你交十个人的邮费,给你介绍十个朋友认识,参加者也介绍十个朋友。因为性质比较复杂,有人怀疑是特务组织,但得不到证明。

  我在派出所工作有目共睹,组织上很重视我,因为我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群众基础好、开展工作有一定成绩。但是每次一审查,都因为历史不清这件事被搁置。第一件事还比较容易搞清楚。第二件事,从1951到1961年,多任领导都关心过我,愿意帮我解决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环球通讯社”这个组织找不到了,唯一的线索就是留了一个信箱号码。1964年,后来介绍我入党的派出所尹德三所长绞尽脑汁,想到:既然有邮箱,就找邮政系统去查,找到一个堆满一屋子纸头的房间,然后就一张张地找,终于找到了一个当年的组织者,解放后成为一家单位的工会主席,给我作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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