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刘宇一的油画《借火》，以毛泽东向老农借火点烟的平常情节，宣示出重大寓意。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才赢得亿万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1938年，英国记者贝特兰与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萧克合影。
1944年9月，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晋绥革命根据地采访。
身穿红军军服的史沫特莱和“红小鬼”在一起。
1936年8月至9月，埃德加·斯诺在红军前线采访。
习主席反复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95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才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被外国人士誉为“东方奇迹”。
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为什么其他政党无法完成的近代中国国家构建的历史任务，最终却由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归根结底，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人民群众形成了密切的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因而得以穿越历史的艰难行程，走向复兴，走向辉煌。这其中有太多太多的事例，不但感动了人民群众这个“上帝”，同时也赢得了那些曾亲历中国激荡岁月的外国人士的由衷敬佩。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今，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循着群众路线的指引，我们党定能拥有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无穷动力！
——编者
1“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中这样写道。
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白修德和贾安娜发现了“一个奇迹”：面对日军的残暴、面对国民党的封锁，中国共产党“从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链环，以一个弧形的姿态，从东北一直连到了长江流域”。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一奇迹，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到每个村镇的下层黑暗中去，用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号从那里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人民”。
在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就曾记录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远远超出所在的地区，许多不识字的农民常常把毛泽东和朱德看作一个人：“朱毛”。一次，四川的农民们把枪放在一个美国人面前，说：“我们已准备好那一天的到来。在朱毛的领导下日子就好过了。”斯特朗评论说：“在农民受不了地主、军阀压迫的地方，他们就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朱毛’。”
白修德、贾安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由此，“农民都把共产党人看作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看作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言人。”
无独有偶，曾写下《西行漫记》等著作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也曾到陕北去寻找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答案。
“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最后，斯诺得出结论，“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这是“因为它的力量来自大多数人民”。
毛泽东与斯特朗谈“纸老虎”的经过，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反动派的藐视和革命的必胜信念是建立在维护人民利益、获得人民拥护的基础上。
1946年8月的一天傍晚，落日的余晖映照着生机勃勃的杨家岭，毛泽东与斯特朗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的平坦土台上，开始了愉快而随和的交谈。在谈到“反动统治者”时，毛泽东说，“他们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一场雨就完了。”
毛泽东身边的翻译开始把“纸老虎”这个词译成“稻草人”。毛泽东并不满意，他说：纸老虎不是呆立在地里的，它不是赶鸟而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了。
作了这番解释之后，毛泽东在谈话中继续使用“纸老虎”这个词，而且是用英语说的，说完就对自己的发音笑了起来。
“蒋介石也是纸老虎”，毛泽东笑着用英语继续说。
作为记者的斯特朗十分敏锐，问道：“我是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不要只是那么说，”毛泽东仍旧笑着回答，“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就会被雨冲跑。”
多年后，斯特朗回忆起这次谈话，仍激动不已：“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2“对中国人民的能力、毅力以及可以启发的革命觉悟具有的一种永不动摇的信念”
贝特兰，抗日战争初期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当全世界有不少人还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抱有种种误解时，贝特兰通过实地采访令其对我们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贝特兰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在毛泽东全部战事分析中，使我最感动的，是他对中国民众，和中国革命前途的绝对信任。并且这种信任，在他自己的人格中，也可以见到。”
而斯特朗也发现：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对中国人民的能力、毅力以及可以启发的革命觉悟具有的一种永不动摇的信念。”
曾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中、华东等抗日前线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也从朱德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深沉的爱，“他的声调、他的话语、他的姿态，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的深沉的爱。他的话发自他的内心。听众上身前倾，眼睛紧盯着他的面孔，一个字也不愿漏过。这种场面和整个气氛，是不可能用语言描述的。”
朱德曾经为母亲写下这样真挚动人的悼文：“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正是这种对人民深沉的爱，对人民的无比相信，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义无反顾地深入到群众当中。
斯特朗曾自称：“我不怕一天没有东西吃，我倒是怕可能遇到虱子。”在斯特朗的笔下，记录有“你们会长虱子的”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刘少奇向青年发表讲话时说的，“现在就要下定决心，你们会长虱子的。你们要到农村去，不是去同地主、富农住在一起，而是要同雇农和佃农住在一起。你们对主人也不可自高自大，而是要去接近他们。所以，没有办法，你们会长虱子的。”
曾多次深入抗日前线和根据地的著名记者、作家爱泼斯坦在晋察冀边区也看到：“边区政府并没有大批的官吏，和堂皇而复杂的行政机构。它仅有拼命卖力的军政工作人员，经常在乡间奔跑，教导民众如何解决自身迫切的问题。”
而白修德、贾安娜则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没有重庆的高级官员们的奢华生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人员的薪水也很少。斯特朗在与一个我们的政府人员谈及此事时，曾说：有一个美国人认为，你们不能责备国民党官吏贪污，因为他们薪水太少，没法不贪污。而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回答说：“那不是他们贪污的理由。国民党官吏之所以一定要贪污，是因为谁要努力工作，而不肯盗窃人民财产，蒋介石就会把他当成共产党抓起来！”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3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有好纪律的，其他的军队，都是掠劫民众的土匪”
“去访问新四军的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承认他们的做法赢得了老百姓的真心的支持。”爱泼斯坦这样评论说，“每一个新四军的战士都被教育去理解抗日战争的目标以及从不忘却他们是为人民在作战。”
见过了太多军阀兵痞作威作福、百姓唯恐躲闪不及的场景，爱泼斯坦在新四军身上看到了一种新型军民关系。对此，爱泼斯坦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如下场景：老百姓“只要平静地过活，看到穿制服的人，不论是哪一种，对他们都是灾祸。新四军得费上好些时候去劝导人民，让他们知道她的做法是不同的，她是来真正为他们作战以及教导他们如何为自己作战。她用行动，而不是语言，使他们相信这。当任何部队到达一个乡村的时候，他们一点不喧闹，不拿军器威胁，也不搜索食物、住所以及拉夫充劳役……老百姓有时候送些猪鸡作为礼物给长官们，惊奇地发现了长官们却谢绝这些礼物。相反的，新四军却买了许多食物请老百姓一起来吃，在吃的时候长官们又垂问兵士的行为有没有使他们有任何的诉苦。这样，老百姓便是主人，新四军对他们负责并且是忠于职守的。”
在这种新型军民关系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引起了不少外国人士的注意。
史沫特莱曾亲历过一次军民集会，还发现“任何地方，只要有共产党人及其军队在，都能听到的一首歌，有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那首歌。这些纪律条文配上了乐曲，配上了很动听的乐曲。”史沫特莱十分感叹，“当这些饥饿的士兵唱着歌，当他们列队到铺在泥土地面的稻草或秫秸上睡觉去，他们的歌声在我听来有了比以往更丰富的含义。他们的歌声像是弦乐队在夜间演奏。”
杰克贝登，一个美国战时通讯员，甚至还把新四军的战士所应该服从的原则和行为规范，翻译成了英文。新四军战士应当服从的三大基本原则的第三条就是必须爱护人民并且尊重他们的利益，像他们自己的一样；而十条行为规范则包括了借老百姓任何东西要归还、和善说话不要大声叫喊、买东西给应给的价格等军队与老百姓打交道具体应该注意的方面。杰克贝登以其亲身经历，确信新四军是遵守这些规定的。
斯特朗则发现：新战士上的第一课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们也时刻以此为准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一个战士实在太饿了，午夜从一个被丢弃的面食摊捡了一个已经馊了的花卷，结果后面的战士马上喊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战士立即把馊了的花卷放了回去。
这种新型的军民关系不但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而且还受到外国人士赞誉。贝特兰在采访中曾遇到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宁愿他们（指八路军）留在这里，而不愿其他的中国军队留在这里。他们的军队是有好纪律的，其他的军队，都是掠劫民众的土匪。”
4“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对于人民军队良好的内部关系，外国人士更多是在比较中深化认识的。
斯诺曾说：“在大多数军阀部队中，军官们的生财之道就是通过虚报士兵的名额以多领军饷，而在红军官兵中待遇平等，且薪饷微不足道。军官们为了个人发财而贪污、私饱、舞弊的事是没有的。”
而美国女新闻记者葛兰恒于1947年3月8日在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文章，描述了一个国民党俘虏兵要求加入共产党军队的例子，“以韩洲田（译音）为例。他是个20岁的步兵，原来在国民党第七团第七连服役。他12月7日在淮北战役中被俘。接着，在下一个月里，他在共产党一边打了两仗——兰陵战斗和攻打峄县。韩是苏北一个商人的儿子。据说，他是三年前在去国民党统治区的途中，被抓去当了壮丁。从此，他没有回过家。同其他与我谈话的俘虏一样，他认为国民党军官竭力掩盖他们是在跟共产党打内战这个事实……他说他加入了共产党军队，‘因为共产党对人很好。’在对比两军士兵生活时，他明确表示，共产党军队里官兵平等，这使他感到又高兴又惊讶。他说：‘国民党军队吃得好些，可是那里的长官有自己的食堂，而在这里，大家吃的都一样。打仗时，国民党军官通常要士兵走在前面，而这里，打起仗来，军官走在队伍前头。’”
杰克·贝登也对人民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的身先士卒印象深刻：一个标准的新四军进攻开始后，“政治指导员拿出了他的口筒喊着‘跟我来’，随后他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前去。兵士们也跟着他前进……”
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参赞。他虽然不是一位记者，但他的眼睛却像记者一样做着记录：1937年抗战开始后，作为美国海军部的观察员同中国军队在一起，成为“目睹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战线的第一个外国军人”。他曾看到阎锡山的军队，“士兵缺少我曾与之一起行军的那些人（指八路军）的精神和纪律。他们沿着结冰的道路拖着双脚步履艰难地走着，脸上无精打采，除了奉命而外，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官员们傲慢地坐在马鞍上，跑来跑去驱赶士兵前进。这里缺少的是激励八路军的那种和谐的精神。”因此，卡尔逊说：“我当然并非不偏不倚，我也不故作这种姿态。然而我不说谎、不歪曲、不颠倒黑白。我报道的仅仅是我亲眼所见，日复一日的经历。为什么我要在这支军队而不在别的军队呢？我凭我整个的心，凭那赋予我以意识的一切，深知这支军队的崇高目标和正直……我愿意一同生活和工作的却是八路军。”
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阅兵时，天安门城楼上，一位老一辈革命家看着连绵不绝的游行队伍，曾意味深长地说道：“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走过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奋进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面向“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我们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所有的一切，都源于这样的承诺——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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