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们仨”重聚不分离

中国新闻来源:京华时报 2016年05月26日 09:2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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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1950年，“我们仨”在清华大学宿舍阳台上。

　　①1981年，“我们仨”在三里河寓所合影。

　　②2012年7月，杨绛孤身一人在三里河寓所读书。

　　她是钱钟书先生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在《我们仨》中，她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先她而去的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她是杨绛，她曾说，“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如今，她也去了，这一次，“我们仨”重聚；这一次，“我们仨”的世界再无生离或死别。

　　出身读书世家，从小迷恋书

　　杨绛先生一辈子手不释卷、以书为伴。她的曾祖父、祖父秉性正直，酷爱读书；父亲杨荫杭是晚清留日学生，曾做过胡适的老师；而三姑母当年应选赴美留学，回国后成为女师大校长。

　　杨绛于1911年生在北京，她自小受父亲杨荫杭的影响，迷恋书里的世界，无论是中英文的她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杨绛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1928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时清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她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到了东吴大学，学习一年后要分科，老师建议她读理科，她自己因为“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她在其生前所写的《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如是说。当时，杨绛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但拿不定主意，便去问父亲。杨荫杭告诉她，“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其父认为，“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喜欢文学的杨绛最终选择了文科。

　　偶遇钱钟书，好像姻缘前定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她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

　　这一年3月，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对于第一印象，杨绛觉得钱钟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似乎冥冥之中的缘分，在杨绛晚年的文字中，她这样描述这一次相遇，“好像姻缘前定，我们都很珍重那第一次见面。因为我和他相见之前，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

　　1935年春，钱钟书获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他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道。

　　被誉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同年7月，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称，“(《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杨绛成名比钱钟书早，她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钱钟书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杨绛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杨绛曾说：“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为了支持丈夫的写作，杨绛甘做“灶下婢”。钱钟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多年后，杨绛读到了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杨绛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共同经历了63年的风雨，钱钟书生前曾这样评价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并认为杨绛是“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兼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视钱瑗为她平生唯一杰作

　　在陪钱钟书求学英国期间，杨绛怀孕了。和大部分准父母一样，怀孕期间，杨绛和钱钟书也对即将到来的孩子充满了期待。杨绛在2003年出版的《我们仨》中回忆说，当时，“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1937年，唯一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被杨绛视为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有了孩子后，钱钟书就是个“大小孩”。“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杨绛曾回忆说，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

　　在杨绛的文字里，“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然而，人世间这种最单纯的快乐并没有一直延续。“我们仨”充满坎坷，到了晚年稍微安定后，但病痛缠身。1977年，一家人终于搬进了三里河的宿舍小区，从此就再也没离开过，成为“我们仨”的老地方。

　　18年后，“我们仨”终于再聚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一年后，钱钟书也离开了。临终时，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2003年，92岁的杨绛重新提笔，在该年出版了散文集《我们仨》，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她说，“其实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18年后，她也去了，这一次，“我们仨”重聚；这一次，“我们仨”的世界再无生离或死别。

　　京华时报记者易小燕

　　■走在人生边上

　　1911年7月17日

　　杨绛(原名杨季康)生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