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兴村

　　新华网消息：“我们虽然住进了城市里富裕人家才拥有的别墅，但还是没有脱离因贫困而为生活奔波的命运。”

　　2月21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刚满一个月，3月21日，央视“焦点访谈”以《示范给谁看？》为题报道了吉林省桦甸市八道河子镇小康示范村，农民虽然住着政府修建的欧式豪华别墅，但由于负担不起物业和取暖费用，有些农民住户纷纷搬了出去的现状。

　　同样，在四川省绵阳市农业科技示范区(以下简称“绵阳农科区”)，竟有5个类似的别墅小区。这些农民虽然住在欧式别墅中，却在为一日三餐而发愁。

　　6个月没发生活费

　　日新村小区是绵阳农科区5个别墅小区最“靓丽”的一道风景，该小区位于距绵阳市区10公里的绵(阳)盐(亭) 公路沿线。

　　记者在现场看到，日新村小区的别墅群为仿欧式建筑，分为2层和3层两种，统一采用米黄色外墙砖和红色欧式瓦，门窗边缘均装饰着仿古罗马浮雕。小区门口，牌坊上“日新村”3个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步入小区，村委会办公楼外已经杂草丛生。房屋之间空地上，房主们“因地制宜”地种满了胡豆、青菜、葱等各种蔬菜。

　　记者走进蔡某家，见铺在屋子里的地砖成为家中惟一的“奢侈品”，墙上只是简单地抹了一层水泥，房间内没有任何装修，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屋里停放着一辆旧自行车，墙角撂着几把老式竹椅。“别墅”里没有通天然气，他们还在用柴禾煮饭，厨房被烟熏得漆黑。

　　在另一住户左仕明家，他的老伴赵玉华坐在房门前，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对面麻将馆“哗啦啦”的喧闹声丝毫没有影响她的这份闲心。倒是记者的造访，使这位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她他告诉记者，她家共有5口人，土地被统征后，按照规定，每个月能够得到550元的生活补助费，但实际发放到她家的只有330元。究其原因，她说政府2001年开始兴建绵阳农科区时，出台了“补助政策”，她的儿媳是2002年才接进门的，孙子是2003年才出生的。政府的解释是，她的儿媳和孙子都在“补助政策”出台以后迁入或出生，所以就不应该享受每月110元的生活补助费。

　　即便这330元钱，也不能按时拿到手。她告诉记者，2006年一季度马上完了，但他们还没有拿到去年第四季度的生活补助。为了生计，他的老伴、儿子和儿媳都在城里打小工，多病的她则在家里带孙子。

　　日新村小区的许多居民向记者证实，他们尚未领到去年第四季度的生活补助。

　　“我们虽然住进了城市里富裕人家才拥有的别墅，但还是没有脱离因贫困而为生活奔波的命运。”一位年轻小伙子向记者叹息道，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记者在绵阳农科区其他4个别墅小区，依然见到了同样的情况，许多别墅居民，为了生计，全家人外出打工，要么就年轻人都外出，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紧锁的房门前已经布满了蜘蛛网。

　　“负债别墅”还在建

　　绵阳是中国西部著名的科技工业城，为体现绵阳市现代农业科技的示范作用，达到“工”、“农”比翼双飞的效果， 2001年8月，绵阳市委、政府决定成立绵阳农科区。选址定址在绵阳市游仙区松垭镇，将该行政区域整体划转为绵阳农科区。同时，绵阳市人民政府赋予农科区管委会县级政府行政管理权和市级经济管理权。

　　松垭镇总面积28平方公里，区内总人口1.8万人。其地形分为丘陵(以下简称“丘区”)和平坝(以下简称“坝区”)。按照绵阳市委、政府的规划，丘区还是以蔬菜、水果等传统农业经济为主打，而坝区则成了示范区的核心地带(主要是原松垭镇场镇一带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根据农科区管委会的一份书面资料显示，在建区之初，绵阳市委、政府只给了300万元的启动资金，要用这300 万元盘活一个农业开发区，是摆在区管委会面前一道很大的难题。为此，吸引外来资金成了发展农科区的首要任务。

　　“资本”看重的是“收益”。只有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把农业园区建出特色才能吸引投资者。农科区管委会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于是在贷款修建公路、街道的同时，也决定将坝区原日新村、白山寺村、活观音村、五道坪村、鹤翔新村五个行政村建设成五个别墅小区。

　　这些别墅的修建由管委会统一规划、统一提供图纸，并由农民自己修建。修建别墅的资金由3部分组成：农民自筹、拆迁补偿、贷款。为了让每户农民都能在信用社贷到款，农科区管委会首先在信用社存入了100万元的风险金，按照农科区管委会与信用社的约定，信用社可以8倍(即800万元)地贷款给修别墅的农民，但债务人依然是农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承担“风险”。

　　蔡某告诉记者，他们一家3口人，原为日新村5社村民，有2.4亩耕地，有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旧瓦房。20 02年底，耕地和房屋占地被征用，一家人便响应农科区管委会号召，于2003年4月来到规划中的日新村小区内建起了新房。房屋拆迁中，管委会按照每平方米70元与100元两种标准，一次性赔偿了拆迁费用1.7万余元。

　　按照管委会规定，凡按照统一规划的户型修建，管委会发给3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户型补助。蔡家按规划要求，修建了一幢占地面积76平方米的两层小楼，获得了管委会发给的3400余元户型补助费。由于家境困难，新房修建中使用了部分旧材料，建房仅花费5万余元，但蔡家还是欠下了2万多元债务，其中包括1.7万元信用社贷款。

　　据记者了解，这些农民虽然都建起别墅，但80%的户主在信用社都有2至4万元的贷款。

　　更让业主感到头痛的是，由于政策原因，他们目前尚未拿到房产证，房子无法出售；由于离市区较远，房子没有人租，靠房吃房的愿望落了空，这笔政府发的生活费便成了“别墅”主人们重要的生活来源。

　　绵阳农科区党群部部长郑平告诉记者，目前园区已经建起了别墅1200余幢，预计要在5个小区建3000幢。记者在园区看到，许多别墅正在如火如荼地修建中。

　　“城市农民”的就业难题

　　绵阳农科区用“别墅村”方式确实引来了不少投资者。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胡精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成功引进 110余家涉农企业到园区投资，见效益的有30多家。

　　农科区管委会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劳动就业科科长张兴民说，管委会在引进项目时，都对前来投资的企业提出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本地村民的要求，但由于各种原因效果并不理想。在这些引进的项目中没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不大。同时，引进项目多为农业科技项目，农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其所能从事工作的技术含量低，周围村民基本上达不到企业的用工要求，用人单位只好从其他地方招工。鉴于这种实际情况，许多农民还是选择了外出打工。

　　据记者调查，由于没有了土地可以耕种，这些别墅区的青壮劳动力春节后便陆续前往北京、新疆和沿海城市打工去了。“再过两天我也要走了，到北京去建筑工地打杂。”据日新村村委会主任张永平介绍，小区内目前居住近千人，其中常年在外打工的壮年男劳力300多人，年轻女劳力近300人。

　　“两年前，我们厂刚成立的时候，曾对外招收了200名民工。起先，我们把主要招工对象定在日新村，虽然来了1 00多人，但是我们只招到10多人”。日新村某外来投资企业的张总告诉记者，当时一些前来报名的村民有的说我们的工资低，有的又说工作太累，刚开始时，他们总以为外面遍地都是黄金，结果有的碰了一鼻子灰，部分人又回到我们厂。张总说，通过在家一段时间的“待业”体验以及在外寻找工作的艰辛，目前不少村民已经能够正确面对“就业”和“待业”了。

　　“目前，我们正在为村民们留在家门口工作创造条件。”张兴民说，一方面管委会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项目签约后合同履行的成功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加大对村民的培训，逐渐使更多的人具备在家门口就业的技能。

　　据介绍，2005年管委会对3000多名失地农民进行了就业培训，但获得相关资格证书的仅有300余人，其中近200人进入了当地新建成的企业。张兴民解释说，由于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成本太高，目前更多的是就业引导性培训，以方便村民们外出打工，“要实现村民们家门口就业的愿望，还需要一个长远的过程。”

　　针对绵阳农科区这些“城市农民”的就业问题，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认为，政府首先要有战略部署，加强城乡统筹和农民培训，使“洋楼”变“出租房”，使劳务实现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提高失地农民生存和就业能力。其次，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尽量招收当地农民工，实现农民“工人化”。农民也要有自力更生意识，转变观念，广开门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如“农家乐”、特色餐饮等，拓宽财源，尽快适应“市民化”。

　　李后强还认为，绵阳农科区“城市农民”现象还警示我们，在加快新农村建设中，千万不要把“新农村”建成“新农居”，新农村再好也是农村，决不是城市，不是扒了旧房盖新楼，一定要整体协调推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不能搞“一刀切”和强迫命令，尤其要把产业支撑放在第一，切忌形式主义和增加新债务。

　　园区的现实与未来

　　客观地讲，作为内陆地区的绵阳农科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意识也是超前的。尚在2001年，他们就制定了建设好这个新农村的宏伟蓝图。

　　5年过去了，绵阳农科区已经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3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3万元)。区内建成各种道路35公里，随着道路的延伸，水、电、气、通讯、污水管网都逐步实现了配套，有1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完成了道路网络建设和市政公用设施配套，1万余亩土地基本具备了项目建设条件，为加快和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奠定了基础。

　　“政府的投入很少，我们全靠银行贷款和招商引资搞园区的建设。”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胡精告诉记者，园区因搞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负债已高达一亿多元。其次，按照园区的特色和规定，所引进的120多家项目全部涉农。涉农企业的税收较低，致使园区财税收入已经捉襟见肘。

　　难怪，由财政发放给农民的生活补助费迟迟不能兑现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胡精说，我们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虽然让农民住进了别墅，但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和收入还远远赶不上他们的要求，负债给农民造成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我们政府必须主动出击，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农民虽然住进自己的别墅，但由于房屋的两证(“房产证”和“土地证”)的办理还存在一些困难，所以并不是房屋真正的所有者，房屋也不能进入流通领域，其财产价值也无法得到体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也想了一些办法。党群部部长郑平说，现在农民所修别墅的土地都是集体土地，如果按照农民建房对待，那么老百姓的负担就更重了，每户至少要向国家缴纳1万余元的土地出让金。郑部长介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决定对这5个别墅小区统一实行“村”改“居”，将以前的村委会改为居委会，农民全部转成场镇居民。“村”改“居” 完善以后，按照政策，政府就可以向市国土局申报，使别墅区的居民获得产权。

　　绵阳农科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同样存在。根据媒体的报道，福建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西坑村号召农民建起了40多幢黄白相间的小别墅，成为当地政府大力宣传的明星“小康村”，但西坑村却因此欠下130多万元贷款，成为当地百姓沉重的负担和挥之不去的心病。苏北某地村民被政府动员搬进住宅新区后，对每月一次的水电气费、垃圾费、物业管理费缴纳等很不适应。有农民抱怨：新居虽然好看了，但离农田远了。一些地方建起了“ 农民公寓”后，农民要扛着锄头进出电梯。

　　有人戏言，“厕所贴瓷砖、门前建喷泉、贷款建洋房、扛着锄头进电梯……”这些看似夸张的现象，却成为一些地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追逐的样板，它暴露出一些地方领导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认识偏差和失误。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襄樊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周建元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见新房子，不见新农村，凭政府主观意愿盖新房、拿贷款建‘别墅’，绝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些地方不具备条件，就在公路边拆迁改建，扒旧房、盖新房，拆平房、建楼房。这是典型的‘形象工程’。” (法制早报记者:王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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