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3月4日，钟南山委员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谈到“一药多名”现象时说，“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我要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见2006-3-9人民网）。

　　钟南山委员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药监局也有责任。他举例说，“一个‘罗红霉素’，品种就达40多种。我当了45年的大夫，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他问，“这些所谓‘新药’五花八门，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在分析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摇身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的奥妙后，直指其严重的后果，“事实上，这些所谓“新药”良莠不齐，在坑害了病人的同时，肥了很多医疗系统的腐败分子”。

　　钟面山委员对药监部门极不负责任的做法，给予了有理有据严厉地批评，直击老百看病难、看病贵的要害，替老百姓说出了心里话，也给药监部门上了一堂烙印深刻的教育课。

　　由此，我又想起了昨天，在卫生部长说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除卫生部、药监局以外还涉及十几个部门”之后，网民们对其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了严厉地批评，并直指医和药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五花八门“身价”飙升“新药”，网民的反应和钟院士的批评是这么的吻合，足以说明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卫生和药监部门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个鼓励创新的时代，不断研制开发生产“新药”，对医药产业发展来说，是个值得称赞的事情，因为这不仅可以获取经济利益，而且也代表着中国医药产业的领先水平；对医院和患者来说，用上了新药对提高某些疾病的救治效果也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这新药应该是纯正的新药，而不是换汤不换药的“新药”。药品是用来救治病人的特殊商品，来不得半点虚假，虽然旧药换个“行头”摇身变成“新药”，其本质没有大的变化，仍然是药，但这种“新药”，既不是通过科研攻关研发出的新成果，也不是为了修正某些药品的不足增强药效，而是出于赢利的目的，把牟取暴利的“黑手”伸向了处于弱势境地的患者的腰包，本来医药企业在报成本价的时候不断往药品价格里面灌输水分，药品还没出厂在成本上就已出现“虚高”了，到了医院再加价并积极向患者推荐甚至强行“开方”，使得患者难以招架，再加上医院其他高额的收费，老百姓看病怎么能不难？不贵？

　　旧药换 “行头”摇身变“新药”固然可恶可恨，然而是谁批准这样干的？我国掌管药品注册的是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他们其中的一项职责就是“负责新药、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进口药品以及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注册和再注册”，也就是说，所有的“新药”必须经这一关口审批放行后才能生产经营，然而，这个关口把得怎么样呢？据2月7日《京华时报》报道，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涉嫌受贿案发后，与之有相关联系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多名官员也因涉嫌经济犯罪，春节前被西城检察机关刑事拘留。然而恰恰在这个部位出现了恶性问题，有关官员营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失职渎职，他们是导致一些地方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问题严重，市场秩序混乱的罪魁祸首。据医药行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难道是美国的制药厂家黔驴技穷，研制不出新药？显然不是。而是我国的制药商过于狡诈，负责审批的有关部门对这种狡诈行为，过于宽容甚至可以说过于放纵。我就不信，如果药品注册司所有人员都像钟南山院士这样，对百姓负责，对事业负责，能把不住审批关口？

　　报道说，在钟南山委员发言的时候，国家药监局张敬礼副局长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我想，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浑身冒汗，心里发颤。联组会结束后，他对钟委员表示，“您说的问题我们一定下大力气解决。”他承诺，对于审批流程及相关法律滞后的问题将做专门研究。　这个承诺或多或少给了人们一点欣慰，但愿这不是一句敷衍塞责的官话，广大老百姓会替张局长记着这句话，想着这个事，能否兑现承诺，我们拭目以待!(作者：久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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