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而言，很多名分不清一开始就处于“漂泊”状态。学校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老师“背着‘非法办学’的包袱，学生戴着‘非法求学’的帽子”。
记者最近在北京知名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采访时，看到了初三一班易恒育同学的一篇作文，孩子写下了自己对父母、对流动生活、对社会的认知与感受，尽管很稚嫩，但却真实、不加雕饰地反映了他们的心灵世界，寄托着他们对未来朴素真诚的希望。
“1986年7月26日，我呱呱坠地了。我家住在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临河乡。爸爸在那个小乡镇的粮管所工作，妈妈则是一名民办小学教师。本来难以支撑的家庭，加上我，更是雪上加霜。
7岁那年，妈妈独自去了北京。听说她办的学校在很远的地方，并且很偏僻。我来到北京后，问他们办的学校在哪、能否带我去看看。可爸爸叹口气说：‘又得搬迁了，已经是第二次了。’‘你们做的是好事，为什么当地政府不让办？’‘你长大就会明白了。’
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爸爸突然又说，咱们得搬家了，那些孩子又有学可以上了。我听了很高兴，构想着那片美丽的地方。到了那，希望又变成了失望，那是一个废弃的工厂，院内全是草，门窗都已破的不堪一击。但是爸爸并未有丝毫忧虑，每天他还带领老师，和几个高年级的学生铲草。经过20多天的劳动，这个废弃的工厂已不再是原来的容貌，代替它的是一个被美化的校园。
那次我有幸看到了这个学校的记录片，了解了他们从最初到现在的一些经历。妈妈最初在一个早市卖菜。那些人听说我妈有点文化，就让她教孩子们识字。后来又有人提议让她全力教书。妈妈没同意，让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但那些人都说不可能，因为当地学校赞助费太高，根本负担不起。妈妈终于答应了，因为她知道孩子不能没有知识和文化。
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在一个搭起的棚里，几张破旧的桌子，用砖头垒起的凳子。就在那样的条件下，孩子们受到了他们应受的教育。当时只有9个人，渐渐人数增加了。到了几十个人，妈妈自己忙不过来，就让爸爸也来了，最后孩子渐渐增多，学校也由此诞生了。我所看到的学校是第三次的搬迁，也就是现在五孔桥的这所学校。爸爸把它叫‘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至于它的原因，我猜想应该是由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老爷爷的名字命名的吧！
听爸爸说有好多的人为这个学校捐款。暑假时，我忍不住又问起政府为什么不允许办学校，他说，因为不符合要求，我们属于‘非法’办学。我听了也不再问下去，因为这些都是事实，靠一个打工者是不可能把它变成正规学校的。政府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呢？说它不是合法学校，我想是出于为孩子着想，可爸爸办这所学校也是为孩子着想。如果没有它，那些孩子们连‘非法’的学校都没得上。
看着父母那么辛苦，我劝他们回家，不要办了，太难了。他们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可以一走了之，但那些孩子怎么办？难道忍心看到他们失学，成为文盲吗？’爸爸妈妈备课每天熬夜到深夜，看上去都像上了年纪的人，这都是为了什么？他们付出那么多，可最后还是被以‘非法学校’给否定了，这就是回报吗？
听说学校又收到‘通牒’，难道政府就忍心看到这3000来个孩子失学吗？
最后，我只想说，我再也不想东躲西藏地上学了，给所有的孩子一所安定的学校吧！”
记者 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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