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报消息：有“中国内阁发言人“之称的赵启正，主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年又8个月；“向世界说明中国”这一平实的句式，已经成为概括赵氏新闻传播的品牌。今年8月，他从国新办主任岗位上卸任，但他“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任务远未停止。

　　赵启正说，“一天一个新中国”，所以中国应该是世界新闻舞台的明亮角色。而与国际社会对话、沟通，争取他们的信任、善待和支持，需要一大批“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后备人才。

　　除了在全国政协担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退居后台的他在做些什么？赵院长能够成功吗？

　　12月15日和19日，赵启正在他位于国务院新闻办的办公室里，和记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对话。

　　我们不主动讲真故事别人就会讲假故事

　　记者：在您担任国新办主任期间，积极推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后，您提出培养中国新闻官的想法，但有人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新闻人才，不是新闻官。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赵启正（下称“赵”）：首先要说明，新闻工作者也包括政府发言人，我们以前对此比较疏忽。政府发言人和新闻工作者都是我们需要的新闻人才。

　　从新闻传播的链条来看，政府解释政策或者介绍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情况的时候，发言人是第一信号源；而媒体是信息传播的渠道；记者是渠道中的接力者。如果发言人对公众关注的一些问题不作任何发布，外界就可能乱猜。可以说，有些报道不准确，作为发言人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还有，人们天生有好奇心，喜欢读故事。有时，我们不主动地、经常地讲故事，人家外边却在主动讲故事，讲假故事甚至鬼故事。要早讲真故事，如果等人家讲了假故事后你再讲，根据“先入为主”的定律，最好的结果是1∶1平，假故事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

　　可见，培养合格的新闻官，同培养其他新闻工作者一样，对于传播政府的政策，对于“向世界说明中国”，是多么重要。新闻传播是一种软实力，各国都在运用，我们也要善于通过媒体讲中国的真实的故事。

　　记者：您认为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进展如何？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赵：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是近几年才建立的，比如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已经形成多年了。只不过是没有形成普遍化、规范化。人们需要知道的，不仅是外交事务，而是社会的全面情况，比如税收、环境保护、交通、医疗、教育、禽流感等公共安全事务等。所以，要推动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建立、完善新闻发布制度。

　　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很多国家是很普遍的，我们做得不够普遍、不够经常。普遍，就是中央各部委都要做，各地方政府都要做；经常，就是不能几个月做一次，甚至几年不做一次。

　　国务院新闻办从2003年9月起，连续举办培训班，为各部委、各地方政府培训新闻发言人。去年，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之外举办了12次，培训了2000多人。

　　欲让世界明白中国先要自己明白自己

　　记者：新闻工作者和政府发言人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需要练好哪些基本功？是不是要对中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

　　赵：我觉得，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未来，一定要让世界明白，当然，更要让中国人自己明白。让人们知道国情，知道政府政策，人们就会参与国是，齐心协力把国家建设好―――这就是新闻的作用。就如前面所说，发言人和新闻工作者都需要练好基本功。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能叫外国人明白？

　　现在，有些国家不善待中国。他们的媒体描写中国的时候，由于有意识形态的差异并对中国存有某些偏见。他们说中国与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同，不民主、不自由。其潜台词是对中国发展害怕。

　　要告诉他们，“大国”并不一定意味着可怕，“大”可以令人喜欢它。大国如果有责任感，就意味着别人对它有信任感，也同时产生安全感。这就能使我们周边的国家、地理上遥远的国家，都对我们有信心。“向世界说明中国”，争取的效果是什么？是外界理解中国，善待中国，支持中国。

　　新闻工作者和政府发言人要练就“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

　　记者：您认为，应如何看待新闻报道的正面效果？讲正面效果会不会导致“文过饰非”？

　　赵：为什么会有一些荒唐的报道，为什么会有人编造假新闻？我看除了基本功外，更与他的价值观和立场有关。记者要有一个立场，要负起社会责任来。文章好不好要看社会影响如何，但好的轰动的前提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为了轰动而出“奇闻”。一篇文章发表后，要产生好的效果，应是一个新闻记者的基础价值观。

　　比如报道禽流感，让大家不要吃病死的鸡，要给鸡打预防针，不要到鸡舍去；让人们团结在政府周围，听从卫生部门的指导。这就是正面贡献。所以，记者的价值观和立场，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力求正面效果绝不意味着文过饰非，文过饰非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作为记者，“对话”功夫很重要。一个人的学历，再乘以他的交流系数，这才是他的综合能力。对话，要有深度，要尊重对方，要了解对方想法，要激发对方表达自己。只谈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只谈自己熟悉的，对话就会失败。

　　相信自己才能前进不可以有一点寄托到人家身上。

　　记者：我知道，您曾在核和航天领域工作过20多年，曾经体验过外国对中国封锁技术的滋味。参与与国外先进技术竞争，这对您的新闻传播观是否也有影响？

　　赵：我1958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实验核物理”———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核理论和探索核的特性。1963年毕业分配到核工业部从事科研和设计工作。这是苏联专家撤退后的几年。

　　老同志告诉我们，苏联专家撤退的时候，把援建工程的图纸当众烧毁。这个刺激是很大的，但同时把中国自己的科技工作者推到了第一线。

　　在没有继续的外援的情况下，中国的核工程和核武器都很顺利地发展起来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凡是外国对中国封锁的技术，我们都发展得比较好，一个是核，一个是火箭。

　　可以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只有相信自己才能前进，不可以有一点寄托到人家身上。当时，中国搞这些尖端工业，没有自己的教科书，没有足够的中文参考资料，都得阅读外国文献，字典都翻破了。

　　由我这段经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发展高科技要靠自己，中国人有能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对我以后在涉外工作中一直很有自信力，是一个基础。

　　记者：人们一般认为，浦东开发揭开了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序幕。在您的工作经历中，还有哪些对您“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有较大帮助？

　　赵：1975年，我从核工业部调到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当时，中国的广播电视开始试制自己的彩色接收机和彩色电视摄像机。摄像机中有一个关键器件，叫“摄像管偏转聚焦线圈”，是一个精密的电子光学器件，价格极为昂贵。当时我就来设计和制造这个器件，取得了成功，解决了国内的使用，也有所出口。

　　我在核工业部搞科研设计，而广播器材厂是设计制造单位。工程师的语言和科学家的语言是不一样的：科学家注重的是原理，注重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而工程师注重的是怎么做，如何做出产品。这段经历帮助我加深了对工业生产的了解。

　　1984年5月，我被调任上海市工业工委党委副书记，负责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半年以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86年起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这是第一个对我进行政治培养的岗位。在此期间，很多老同志的革命经历和深刻体验，通过口头传递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弥补一部分先天不足。

　　参与浦东开发，是时代给我的机遇。浦东开发不仅创造了社会发展的成果，也培育和锻炼了人才。

　　为了介绍浦东，一方面，我们到各国去，用他们能够理解的道理去解释。一方面，接待大量来访外国人。所以，浦东比较快地在世界出名了。以至于1994年纽约出版的分册地图有浦东地图，惭愧的是，中国分册地图没有（浦东）。可以说，外国投资者列队而来。由此，我们有机会和世界的经济、政治的重要人物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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