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的《东方早报》发表了贾锋昌先生的文章《科举制度的善恶与启示》。文章认为，科举制度在古代人才的选拔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作者举例说，科举不但选拔了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也选拔了白居易、苏轼、朱熹、蔡元培等文学家、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

　　作者在这里举宋应星为例，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宋应星(1587一约1667年)在1615年和哥哥同时考取了举人。 但是，在此后的16年中，他俩五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几十年付出的沉重代价，使他终于下决心摒弃科举途径，愤而转向“与功名进取毫无相关”的实学，钻研与国计民生有切实关系的科学技术，最终完成了《天工开物》这样一本被欧洲各国誉为“工艺百科全书”科学巨著。可见，科举制没有“选拔”出宋应星这样的杰出科学家，相反，正是因为没有在科举的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宋应星才成就了自己的科学事业。

　　事实上，科举根本不可能选拔科学家。与其他选拔制度比起来，科举制度的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做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但是，这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致命的弱点。科举考来考去主要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这种考法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的负面效应。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皓首穷经，在“断烂朝报”里孜孜以求富贵，视一切科学技术为“淫巧小技”，不屑一顾。

　　长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先地位，为什么到了近现代却落后于西方？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从历史角度考察，可以发现，从明代开始，科举制度逐渐走上一条封闭保守的死路，同时，我们一直领先世界的科技也开始趋于没落，这绝非是偶然的。制度学派认为，人制定制度，反过来制度由塑造人，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科学必须受到现存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亦即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面来。可是，当一切青年都被网罗在科举的天网之中后，科技的没落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可能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要》中指出的：19世纪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差异，正在于科举的长期思想束缚，导致中国丧失一代又一代可以也愿意技术求学、投身大工业变革的青年，最终丧失竞争力。

　　今年九月，正值清政府正式下诏废止科举一百周年。人们在反思科举制度时，已经从过去“一边倒”的声讨式的话语模式，转向理性和客观。这是可喜的。科举制是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文化和教育制度，是中华民族的一笔沉重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固然不能再把科举制废简单化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也不能为了翻案而敷脂抹粉。我们只有站在坚实的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对科举制度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谭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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