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时报》记者王宪举报道：在美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哈佛大学，有4000多名攻读学位的大学生，其中，来自中国的学生就有270多人。此外，还有上百名中国学者在这里进修和深造。2个月前，记者来到这个名闻遐迩的大学城，对中国学生进行了采访。
在矗立着哈佛雕像的哈佛大学校园里，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尚英高兴地迎接记者。
尚英是北京大学1998届硕士毕业生，当年秋天，通过优异的考试成绩，自费来到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她是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学生。
由于尚英在上北京大学时就重视英语学习，是全班的英语高才生，所以她初到哈佛时就完全可以听懂并理解老师的讲课内容，只是在写作和课堂讨论中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在一个学期之后就基本适应了。现在她是哈佛政治系同级学生中（包括美国学生）进展最快的几个学生之一。
她说：“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生活学习都十分辛苦。我的例子并不具有代表性。早年出国的中国留学生不仅要念书，而且还要打工挣学费和生活费。他们才是最辛苦的。”
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于家娣也说，“在哈佛学习，语言是第一关。上课时，老师的讲课只能听懂小部分；完成老师布置的阅读作业，速度较慢；用英文写作，就更加困难。由于作业多，每天夜里两点钟才睡觉，有时早晨四五点就起来，因为要完成作业。每星期上6门课，还要做助教，整个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没有时间做饭，就吃冻饺子，后来吃腻了，一闻就想吐。学习强度大，睡眠很少。有炼狱的感觉。对意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挺过去，以后再大的困难也就能够克服了。”于家娣现受聘在世界银行工作。而尚英正忙于做关于如何反腐败的博士论文。
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徐伟目前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治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他是这个政治学院的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他说，中国学生的另一个困难是“对美国文化适应得比较慢，待人接物也不很适应，很难与美国人充分交流。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是一大障碍，意识形态障碍大，因为美国新闻媒体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很多，美国人并不真正和全面地了解中国，所以需要中国人付出极大努力才能进行交流。我有一种使命感，觉得有必要介绍中国，改变他们的看法。”
徐伟说，“我在课堂上听着老师讲美国政府的运作，心里却想着如何把这些新的、有益的做法介绍到国内去。为此，我倡导成立了‘中国政策论坛’，每两周举办一次，邀请国内的名人来介绍中国各个方面的情况，促进国内与美国的交往。”
听说今年春天哈佛大学学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关于化学系查尔斯·理博教授领导的纳米技术小组在早期诊断癌症方面获得新的突破并获得一项专利，而从事这项重要工作的是小组里的中国留学生崔屹的报道。于是，我在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图书馆与崔屹作了访谈。
26岁的崔屹说，“1993至1998年我在中国科大学习，1998年来到哈佛大学化学系。我觉得哈佛大学机会多，挑战大，只要肯做，能做得不错。”
崔屹的兴趣十分广泛，对纳米、物理、化学、生物等都感兴趣。他喜欢与别人讨论问题，不仅与本小组的同学，而且与其他学科的同学交流；他善于思考，每天做完实验，总要想一想：究竟怎么回事？他酷爱读书，重要科学的杂志，他读十几种，有些细读，有些泛读。
崔屹42岁的导师领导着一个20多人的实验小组，其中有9名中国学生。崔屹是癌症诊断课题的负责人，带领小组部分成员。4年来，这个实验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是每天工作17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迄今，这个小组已经在纳米传感器、纳米电子线路和利用纳米技术发现早期癌症等方面获得3项专利。导师利用这些专利建立了公司，并聘请崔屹做顾问。
崔屹说，“今年8月我即将毕业。导师希望我到他的公司工作，但是我正在向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康内尔大学等申请做教授。对于纳米技术哪些方面可能会有突破，我心里基本有数，所以我要自己干。”他说，他愿意回国与同行交流经验。“我们国内还不大了解外国在纳米技术研究方面在做些什么，我希望有机会到国内做些介绍。”
崔屹说，他的导师以及哈佛大学化学系的其他教授都非常热爱科学，有献身于科学的精神，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哈佛大学化学系至少有4名教授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们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有的教授80多岁了，还到实验室来做研究。”
他认为，哈佛大学所以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一是它有一流的人才，教师和学生都是一流的；二是有一流的实验设备；三是具有充足的资金。崔屹说：“哈佛的校训是追求真理。只有追求真理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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