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报时评：最近，一位消息灵通的银行界朋友经常透露一些某某行长调离、某某主任受贿之类的新闻，吃惊之余，有个强烈的感觉：这次反商业贿赂动了真格了。不过，朋友支支吾吾的话语里还透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本位主义在这场反商业贿赂潮流中有所抬头。

　　现象之一：一些领导干部从局部利益出发，对本单位本部门发生的商业贿赂案件不闻不问，不清查，不处理，甚至想方设法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现象之二：出于即将退休或即将离任等原因，一些领导干部怕惹麻烦，希望大事化了小事化无，对一些商业贿赂案件自作主张内部处理，息事宁人草草了事。现象之三：对于一些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出现了政出多门、多头执法的混乱局面，不同监管部门有了“客观”理由“或争或推”，协同作战如同一句空话，使得违法违纪行为难以得到及时查处。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高层高频率高强度的反腐败动作面前，这些看似仅是工作作风问题的本位主义，对反商业贿赂大局造成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恶劣、极具破坏性的。正是有了这些令不行禁不止的消极行为的存在，滞缓甚至阻塞了政策传导，极大地消解了反商业贿赂的广度和力度。

　　本位主义之祸不仅体现在反商业贿赂中，在商业贿赂盛行的成因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长期的“潜移默化”和本位主义的纵容之下，人们对商业贿赂已经产生了畸形的认同感，“回扣”这颗市场经济的毒瘤已成为经济交往中的自然现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演变成部分经济领域的潜规则。绝大多数的商业贿赂行为之所以能够长期游离于执法范围之外，除了监管人力物力有限，一些单位或部门有意无意的本位主义，无疑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商业贿赂的巨大危害性正在显现出来。仅在全国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最近5年内我国查处各类商业贿赂案件案值高达52.8亿元。商业贿赂的波及范围之广危害之深，与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立案比例之低审结数量之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可以说，如果商业贿赂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随时可能发生。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数部门和个别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行为必须得到有效纠正，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形式主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不会作为”等突出问题也必须得到有效缓解。

　　今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两次就反商业贿赂进行了部署。此前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将反商业贿赂明确定为2006年的工作重点。中国政府已向商业贿赂宣战。显然，一个反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建立已刻不容缓。

　　长效机制能否尽早建立，反商业贿赂行动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榨”出掩藏在小集体角落里的“小”来，能否从反商业贿赂的全局、市场经济的全局和社会发展的全局着眼，挣脱本位主义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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