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主任韩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目前的车改不抱太大希望。如果不改变政府行政体制，公务车改革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市场报11月16日）。

　　笔者非常赞同韩旭先生的观点，在现有的政府行政体制下，公务车改革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公务车改革极有可能蜕变成变相加薪。事实上，从1998年国家体改委提出公车改革计划至今，在许多地方进行的所谓“货币化公车试点改革”中，公务车改革已经成为变相加薪。可以说，这是现有改革模式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例如，“十五”期间党政机关的工资较“九五”期间提高7个百分点以上，远高于其他行业，尤其是农民、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增长。而那些在政府卵翼下的电力、煤气、供水、金融和保险业、通信等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也在迅速增长。十六届五中全会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过去的许多改革属于“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这种改革往往为少数部门所垄断。未改革之前，这些部门就是受益人；改革完成后，它们成为更大的受益者。许多地方进行的公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公车改革本来直接触动了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利益，但是一些地方却热衷于公车改革，因为在实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地方，改革方案都大多是由政府部门制定的，而改革的主要对象正是政府部门自己。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的动物，都是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行动。于是由本部门制定针对自身的改革因牵涉到“内部人”利益而丧失公平，从而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使得公车改革蜕变成为催生特殊利益人群的制度安排。

　　“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导致改革参与度低，政府容易自我膨胀，它注定老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假如看不到这一点，只简单地谈论以改革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部门及个人仍然会利用方便的条件和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又由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不但无益于解决问题，而且可能由于延续过去的改革模式而加大贫富差距。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说的那样，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振荡，就很难退出了。

　　所以，我们当前社会的许多问题（包括公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改革，而在于到底应该是由谁来制定改革方案。假如我们仍然延续过去的改革模式，恐怕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纠偏），改革模式应该由“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只有由“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改革方案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才能使改革不背离改革的初衷，平稳度过当前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到达和谐社会的彼岸。（作者：　谭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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