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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com消息（新闻调查）：

　　被采访人：

　　张家福

　　赵一昕 南京市胸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陈宇宁 南京市胸科医院副院长

　　叶少生 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主任

　　高峰 江苏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

　　胡志强 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原副所长

　　徐华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

　　演播室：

　　一个人的食管被切除，就意味着他永远不可能正常的吃饭和睡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胃就像是一个没有盖子的瓶子，任何一个不小心食物和水就会从嘴里溢出来，南京的张家福就是这么生活的，但是他怎么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因为他最初住院治疗的时候只是想切除自己一部分的右肺，但是最后他失去的却是整个右肺和全部食管，他也一直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医院到现在也不认为自己存在任何的医疗过错，张家福打了几年的官司，但是最后他得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责任又是怎样认定的？我们在南京调查此事。

　　记者：你觉得你现在过得还是正常人的生活吗？

　　张家福：谈不上了，我现在活得很痛苦、很累，真的。

　　张家福：这个刀疤就是做右下肺切除的，在右下肺切除手术的时候大出血抢救，又把我的右肺全部切除。

　　记者：右肺全部切除？

　　张家福：右肺全部切除，再后来伤害了我的食管，然后为了好进食就在这里做了空肠造瘘，然后食管损伤了以后又给我的食管里面上了一个支架，上了支架以后支架上失败，结果把食管切除，这一刀就是食管切除手术的。

　　记者：食管切除了。

　　张家福：我的胃部现在就在这个位置，进食就装在这个地方。

　　解说：这个身上到处是伤疤的人，名叫张家福。他是南京市栖霞区的一位普通农民，初次见到张家福，从表面上看，他与正常人一样，如果不是听到他的讲述，人们很难想象出，他是一个失去右肺和食管，上半身已经残缺不全的人。

　　解说：张家福今年已经52岁了，这种痛苦已经伴随他走过了整整七个年头，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七年前的一次手术。那还是1998年8月，当时还年富力强的张家福，突然在一段时间里，感到胸闷、咳嗽、发烧，在咨询走访了多家医院后，张家福最终选择了以心胸、内科、外科为治疗重点、在南京市有着较高专业水准的南京市胸科医院。当时的诊断结果是，右下肺支气管扩张。住院保守治疗一个多月后，医生建议张家福接受手术，切除已经因炎症而感染的右下肺。在当时准备为张家福手术治疗的主治医生，是胸心外科副主任医师赵一昕。

　　记者：您之前做过这种类型的手术吗？

　　赵一昕：做过，做过很多，我一直是搞肺的研究的。

　　记者：那对你来说是一个复杂的手术吗？

　　赵一昕：对，因为他是感染的手术他就是一个复杂的手术。

　　记者：您能不能拿这个胸片向我们展示一下他当时病情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手术的难度有多大？

　　赵一昕：他这个片子从这个看上去，这个整个是一片白，中下叶全部不张。

　　记者：这不张是什么意思？

　　赵一昕：不张就是说他肺已经没有功能了，没有通气和气体交换的功能了。

　　记者：那么做这个切除术是要切除哪个部分？

　　赵一昕：首先考虑主要是切除这个病肺这个中下叶。

　　记者：就是说主要切除是这个白色区域是吗？

　　赵一昕：对，白色区域，还有这个和白色周围的一些肺组织中下叶。

　　解说：根据当时手术前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出，胸科医院准备为张家福所做的，也是右中下肺切除术。讨论中，曾经有一位名叫朱亚玲的医生提醒说，患者得病时间较长，可能会存在粘连严重的情况，术前要有思想准备，备份要充足。

　　记者：这种粘连又是什么造成的？

　　赵一昕：感染造成的，感染所造成的周围组织的糜烂、病变，糜烂，就是说正常的解剖结构已经不存在了。

　　记者：那你当时知道这个手术有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吗？

　　张家福：他讲手术风险是有的，像你这个手术在我们医院是小菜一碟，因为一个右下肺切除在一个专科医院算什么。

　　记者：你信任这个医生说的话吗？

　　张家福：当时在医院把整个性命都交给他了，怎么不信任他的话呢？

　　解说：1998年10月16日，张家福被推进手术室。此时的张家福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次手术将会引发一场长达七年的艰难而又漫长的诉讼历程。

　　记者：你醒来的时候第一瞬间反应是什么？

　　张家福：觉得呼吸不够，呼吸相当困难。

　　解说：手术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张家福始终感觉呼吸困难，而且不能吃饭进食，这让躺在病床上的张家福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兆。

　　张家福：人家同样是跟我一样做肺切除的手术，一醒过来以后就可以喝米汤，喝点鱼汤。

　　记者：你呢？

　　张家福：我两个多月以后老是从鼻子打流质，打米汤、打鱼汤这类东西，不能进食。

　　记者：那你当时怎么判断的？

　　张家福：感到怀疑。

　　记者：怀疑什么呢？

　　张家福：怀疑手术出了问题，后来人家有好心人就说像你（如果）感到一种怀疑，你能不能把手术记录能搞到手，他手术台上出了问题，上面都记载，如果是跟医生去要，他一个把我的病历收起来或者是改病历，当时就担心这个东西，后来只有出于下策――去偷。

　　张家福：放病历的地方跟我病房斜对过，它是护士办公室两间房子，外面是工作的地方，里面是治疗的地方，晚上值班下半夜的时候，护士就在里面那个房间摆一个躺椅，把门关起来在那里面休息，叫她（我爱人）去，去了两次，因为是冬天12月份，一个是冷，第二个心里有一种恐惧感，她抖得不得了，她也不敢去，没得办法，后来我自己就下了一种狠心吧。

　　记者：你当时身体是个什么情况？

　　张家福：人又瘦，简直是皮包骨，身上又那么多的管子，再加上那气不够喘，就是快死不死的那种感觉，呼吸不上来。

　　记者：那你这种身体情况你还怎么能去偷这个病历啊？

　　张家福：去赌，就拿那半条命去赌，偷那个病历啊。

　　记者：你走得动吗那个时候？

　　张家福：走不动，爬。爬也要去爬出来把它拿过来。

　　记者：你怎么去的那天？

　　张家福：这个手抓着一个打流质的管子，这个手拎着桶子。

　　记者：桶子？

　　张家福：一个引流桶。

　　记者：这个胸腔不是有引流桶吗？

　　张家福：底下赤脚穿双袜子还不敢穿拖鞋，穿拖鞋发出声音出来怕惊动了护士，猫着腰然后蹲在地上，蹲下来这个管子捣着肠子疼就跪在地下，整个身子侧着，把那个13号病历偷出来，连滚带爬地跑到病房里面把窗帘一拉，然后偷偷地看了病历，一翻，翻到了手术记录了。

　　记者：你看到什么了？

　　张家福：手术上出了问题，大出血，然后把我的食管划破，右肺全切，看到了这些东西。

　　记者：你当时看到这些字什么反应？

　　张家福：反正是完全昏了，那时候头脑就麻木，完全昏了。

　　记者：那你那两个多月里头医生没有告诉你吗？

　　张家福：提都没提，他敢提吗。

　　解说：从张家福的手术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在手术中，由于感染而导致的粘连情况比较严重，在分离食管与右中下肺的粘连时，张家福的食管被割破。食管缝合后，同样由于粘连，在分离血管的时候，右肺干动脉被割破导致大出血。抢救中，胸科医院另一位胸外科主治医生许栋生及时赶到手术室，打开张家福的心包，结扎了右肺主动脉，从而控制了失血，但是这也导致了张家福的右肺被全部切除。

　　记者：肺动脉的损伤和食管的损伤是操作不慎引起的吗？

　　赵一昕：我认为不是，一个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情况下他都是小心谨慎的，他压力都是很大的。

　　记者：那你跟我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赵一昕：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一开胸以后，感到组织肺和食管和心包周围组织界限不清，看不清楚。

　　记者：在这种看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操作的？

　　赵一昕：就是一点点地用电刀剥离和剪刀剪。正常的话应该是有一个腔隙的，间隙一拨里头都是脓出来，很臭，然后一剥离就出血，一剥离就出血，我们当时出血的量也比较大，在我印象当中。

　　记者：但是在你没有一个明确界限的依据情况下，你怎么进行？

　　赵一昕：凭经验，凭手摸。

　　记者：完全靠一个医生的经验？

　　赵一昕：对。

　　解说：据赵医生描述，当时，食管的损伤、右肺干动脉的损伤都是在解剖过程中，由于组织之间粘连、界限不清而造成的，这也恰恰应验了手术前那位朱亚玲医生所提醒的：患者得病时间较长，可能会存在粘连严重的情况，术前要有思想准备，备份要充足。

　　记者：您在手术前是否预见了可能会出现对于肺动脉和食管的损伤？

　　赵一昕：大出血这种并发症比较多，这是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那么食管的损伤，就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考虑了、预见了，但是说我预见了考虑了，就不发生就不出现，这是两码事。

　　记者：那就是您个人认为现在张家福身体上留下的这些影响是手术的并发症导致的。

　　赵一昕：对。

　　记者：那这个并发症的概念就是说医生对此并不负有医疗过错的这种责任。

　　赵一昕：对。

　　解说：当张家福偷到病历，看到手术中导致右肺全切、食管损伤等一系列问题后，曾经多次找到胸科医院进行交涉。

　　张家福：找他们谈话的时候，朱亚玲是副院长，她就讲了，她说你对我们的治疗如果不满意

　　你可以去告我们。

　　记者：那医院总得给你一个说法吧，怎么办？

　　张家福：当时他们没有说法，当时他不承认他有错，直到现在他们也不承认他们错了。

　　解说：张家福没有想到，院方认为这一系列问题都属于手术中的并发症，医生不存在过错行为，更让张家福没有想到的是，那第一次手术才仅仅是他痛苦的开端。就在这一次手术十天之后，被损伤的食管缝合处，开始发生严重的食管胸膜瘘，胃液以及食物逆流到食管，从瘘口流入已经被切除的右肺胸腔。为此，张家福又接受了第二次空肠造口手术，每次进食都通过人工把流质直接打入肠道，可即使这样，两个月过去了，食管的损伤仍然没有愈合的迹象。由于缺乏营养，此时的张家福，体重已经从100多斤降到了70多斤。

　　张家福：我就问那个主任医生，我说赵主任，我说食管漏了有没有补救办法，他说有啊，我讲什么是补救办法，他说上支架，我说什么叫支架，他就讲给我听有8公分长，没上之前很细，他说比如有小指头那么细，如果上到里面胀的时候膨胀开来，然后就把那个洞堵住了。

　　赵一昕：他非要从嘴巴进食，带膜支架放上去是可以解决他进食的，但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

　　记者：这个暂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赵一昕：将来还要取出来。

　　解说：1998年12月17日，张家福在两个月之内接受了第三次手术。为了堵住食管瘘口，促进食管愈合，在食管中安放了金属记忆支架。

　　张家福：上进去以后做X光透视，透视的时候同样都是钡餐，喝进去以后站着就流出来，

　　从这个支架的外壁流出来，如果说睡下来它就流不出来。

　　记者：这说明什么呢？

　　张家福：支架已经上失败了，本身就是失败了。

　　记者：那医生怎么说呢？

　　张家福：这时候姓赵的主任走了。

　　记者：走了？

　　张家福：走了，到外国去了，出国去了。

　　解说：1998年12月17日安放了金属记忆支架，时隔半个月后，赵医生出国进修。此时的金属记忆支架，还留在张家福的食管中。

　　记者：身体是什么感觉？

　　张家福：痛的简直像针在里面扎，扎得人简直要绷开了那种感觉，开始用止痛片来止痛，止痛片吃了以后上瘾，先是一颗然后再加，一颗不够两颗，一直加到四颗，稍微忍一忍能坚持15分钟，然后那个反复就来了，后来都给我打杜冷丁。

　　记者：打杜冷丁？

　　张家福：打杜冷丁，打一个礼拜我不敢打了。

　　记者：那你疼怎么办呢？

　　张家福：忍啊，日夜睡不着觉，然后在床上坐着受不了就下来，我的家属搀着我，这手抓个管子，这手拎个桶子，把那个冲洗胸腔的管子背在肩膀上面，然后就在那大厅里面转，日夜24小时不停地转。

　　记者：为什么要走呢？

　　张家福：疼得受不了。

　　解说：此时赵医生已经出国，为了缓解疼痛，张家福找到了胸科医院另一位对食管支架颇有研究的张柏生医生，请求会诊。张柏生医生诊断是，支架植入后修补瘘口不完善，仍有少量消化液进入胸腔，支架内径偏小、弹力不足，建议取出支架，重新安放比较合适的新支架。

　　张家福：我说，张主任求你把我的支架取出来，我实在太痛苦了，他说张家福，你这个支架我不能代你取，我讲为什么，他说取支架要担风险的，谁给你上的谁来取。

　　记者：医院有没有协调过这件事情或者给你安排过手术？

　　张家福：没有。

　　记者：赵医生被派出国，他出国之后的医疗活动应该是由谁来接治？

　　陈宇宁：应该就是由病区的医生接治。

　　记者：但是我们是看到了张医生已经明确地提出择期提取并且要建议再次植入另外一种特制的支架，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人做。

　　陈宇宁：那么是不是就是其他的医生在取支架上面经验是不是不足，取的过程中可能风险比较大。

　　记者：但是如果不取的话，它留在人的身体里风险不是更大吗？

　　陈宇宁：我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很难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评述，但是这个病人肯定是有医生管的而且医生肯定我想一定对他很负责任的。

　　解说：然而事实上却是从1999年1月4日，张柏生医生提出会诊意见，到同年7月赵医生回国，这段时间内，那个金属记忆支架，一直都留在张家福的体内，院方也始终没有给张家福一个明确的说法。

　　记者：您在当时的时候认为这个支架植入人体的时间，您自己有一个判断吗？

　　赵一昕：我认为是三个月到半年。书上没有写三个月，这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记者：如果不取出来会怎么样？

　　赵一昕：因为它是一种弹力性支架，比如说胸痛、出血，支架的两端如果刺激了组织以后会产生肉芽，这些情况全都碰到过。

　　记者：您个人都遇到过？

　　赵一昕：对。

　　记者：也很清楚？

　　赵一昕：对。

　　记者：回来之后给他取这个支架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情况？

　　赵一昕：取了两次，取的时候就取不出来，很吃力。

　　张家福：他跟张柏生两个医生把我喊到那个治疗室去取支架，用那个钩子取支架，想把它（从嘴里）勾出来，我是人平躺着的，结果把我人勾坐起来都没有取出来，结果张柏生讲了一句话，老赵不能这样，这样把食道拽断了以后如果大出血开刀都来不及，结果放弃，失败。

　　记者：支架你是说都拽不出来了？

　　张家福：长肉芽了，钉起来了拽不出来的。

　　记者：那当时往出拉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张家福：痛啊，拽得出血了，拽了以后，坐起来以后一口一口血朝外吐。

　　记者：把你人都拉得坐起来了？

　　张家福：嗯。

　　记者：这是因为支架放置时间过长所致吗？

　　赵一昕：两方面吧，跟时间也有关，跟他个体的差异也有关。

　　记者：有时间的这个因素。

　　赵一昕：对。

　　记者：可是您出国了，出国了的话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的病情是不能延误的。

　　赵一昕：因为这个问题一谈会牵扯到很多问题出来，比如说是我离开了这个医院那这个医院的医疗工作就不进行了？

　　记者：你也认为这个医疗行为是有责任的、有过错的？

　　赵一昕：这个摆多长时间，是不是一定要有过错，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事后诸葛亮吧，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取出来应该是好一些，你说硬要加个过错或者硬要加个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他肯定是认为我们有过错。

　　记者：赵医生在国外，他可能不清楚院方有没有就这个因素形成过一个正式的调查？

　　陈宇宁：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没有这个东西。

　　记者：对于造成他这种身体伤害的原因你们并没有调查？

　　陈宇宁：我不好下这个结论。

　　解说：由于放置时间过长，支架已经被食道中的肉芽所覆盖，无法取出，取出的唯一办法只有切除食管。从1998年12月17日放置支架，到1999年12月22日做食管切除手术，这个支架在张家福体内，整整留存了一年的时间。

　　记者：你当时知道做这个手术会给你身体带来的痛苦吗？

　　张家福：那我只有接受了，我不接受怎么办，我那样做的话我还有一个生命的可能性，如果不那样做我就没有生命了。

　　记者：但你当时知道你要是失去了食管的话。

　　张家福：人是一个外表，是一个外廓，但我内在没有了，丧失了劳动能力什么都没有了，就做这次手术他们还跟我要钱，没得办法借，再借，还交了1500块钱，不交钱不做手术。

　　张家福：食道整个切除，然后把我的胃提起来，把我胃提起来和这个地方相结合，相吻合接起来，所以这个地方是疤痕组织，现在比如说我要是感冒，吃一颗感冒胶囊就咽不下去。

　　记者：那你吃饭呢？

　　张家福：吃饭就小口小口地吃，所以我的吃饭是最大的困难，睡觉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我睡觉只能靠躺着睡，你看我枕头是两个枕头垛起来很高的。

　　记者：平躺会怎么样呢？

　　张家福：如果向这边睡，吃饭，胃在这个地方就压着这边这个肺和心脏，就呼吸困难，气喘不过来，心脏跳动就困难，如果往右边睡，这个肺和心脏这边压着这个胃，吃饭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胃酸就会压得朝嘴里冒，如果要是放平下来睡，就等于是一个瓶子装满了水不盖盖子倒下来那种感觉。

　　记者：东西都会溢出来。

　　张家福：都会朝嘴里跑，所以我现在可以叫生不如死的感觉，真的，我现在拿生不如死这个话形容一点不过分。

　　解说：因为一个右中下肺切除手术，在整整一年时间里，张家福不得已接受了大大小小四次手术。张家福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右中下肺切除手术，却会演变成右肺全部切除、食管损伤，为什么安放一个食管支架，本身是失败的，却没有医生给取出，最终导致了食管切除、失去劳动能力。这一系列的手术中，主治医生是否存在过失和责任？胸科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导致现在这种结果，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呢？

　　解说：1999年12月，张家福在接受了食管切除手术后，身体逐步恢复。从这时起，张家福开始了他漫长的上访申诉历程。期间，他曾申请南京市鼓楼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做医疗事故鉴定，可是由于胸科医院一直没有提供相关病历，有关鉴定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整整三个年头，张家福走了无数个单位和部门，可结果却一无所获。转眼已经是2003年，此时张家福已经在胸科医院的病房里住了整整四年时间，花费了数万元的手术治疗费，后来累积拖欠医院的各种治疗费用也已经多达17万元。

　　张家福：像我家属去给人家做保姆，她苦来的钱，一个月人家给她500块钱，也是出于一种同情给她500块钱一个月，她就省吃俭用给我，维持我的生活，然后我积攒下来的钱打官司用了。

　　解说：尽管到处碰壁，生活也到了难以维计的程度，可是张家福始终没有放弃，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四处奔走。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家福遇到了胡志强。胡志强当时在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担任副主任法医，他1977年参加工作，曾经做过七年的外科医生，1983年开始从事法医鉴定工作，至今已经20多年。对于临床医学和法律知识，胡志强都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听了张家福的诉说，出于同情，胡志强决定为张家福代理这起案件的诉讼。

　　记者：你当时看他提供的材料你的第一判断是什么？

　　胡志强：医院是存在过错的。

　　记者：但当时你要决定打这个官司最重要的证据应该是什么？

　　胡志强：最重要的证据还是鉴定。

　　解说：就在张家福找到胡志强做代理的时候，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已经颁布实施。新条例规定在发生医患纠纷，需要做医疗事故鉴定的时候，医院必须提供相关病历，否则将受到处罚。这一点为张家福带来了转机。2003年，张家福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申请南京市医学会做出医疗事故鉴定。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各省辖市医学会、各省医学会以及中华医学会，是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者，而且三级医学会都是独立的鉴定机构，不再受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行政管辖。叶少生，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主任，从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就一直负责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叶少生：《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达以后，它不规定是专家组鉴定制。

　　记者：专家组有几个专家？

　　叶少生：七个。

　　解说：叶少生主任介绍说，从程序上，各级医学会都按照医学学科成立了专家库，专家成员由所在地区各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在张家福病例鉴定之前，首先按照回避原则，从专家库中删除了南京市胸科医院的专家，再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医患双方各自随机抽取3名相关学科的专家编号、由医学会抽取一名专家编号共7人组成专家组，再由专家组对张家福病例做出鉴定。2004年7月14日，南京市医学会做出了鉴定结论，右肺切除手术中，医方对患者的诊断明确、操作规范、符合治疗原则。但是对患者病情的复杂性、严重性存在估不足的情况，食管损伤属于手术并发症，医方放置和取出食管支架措施得当，患者目前状况是自身疾病发展演变的结果，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本病历不属于医疗事故。

　　胡志强：因为医疗事故的前提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医疗护理常规过失的造成患者病情加重或者造成其它严重损伤的，这就是完整的医疗事故的这么一个主客观要件，作为本病例来讲，别的不说就是金属支架的放入，医院是存在明显瑕疵的，他们自己也是意识到这个错误没有及时地更换。没有及时地处理这怎么能不是医疗事故呢？

　　叶少生：我认为我们的鉴定已经是很客观、很公正的。

　　记者：您的这个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叶少生：从我这个鉴定办来讲我只能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保证程序上的合法，另一块是专家的事。

　　解说：叶少生主任强调，作为一级医学会，仅仅是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机构，他们的职责是保证在整个鉴定过程的组织程序上合法进行，对于专家组为什么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组织者无权干涉。那么专家组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们请求南京市医学会联系专家组成员接受我们的采访，可是7位专家都没有同意。

　　记者：既然你们不接受这样一个鉴定结论，你们有没有向法庭申请要求医学会的专家证人出庭质询？

　　胡志强：医学会专家就没人出庭。

　　记者：你当时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胡志强：因为作为医学会的鉴定来讲，它是个集体负责制也就是说大家都负责任，大家实际上都不负责，没有具体的人负责，那么叫出庭，叫谁出庭呢。

　　记者：在这个鉴定结论中有没有医生的每一个专家的签名？

　　叶少生：鉴定结论中是不签名的，最后发出去的鉴定书只盖医疗事故鉴定专用章，这个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记者：那最终谁对这样一个鉴定的结论来负责呢？

　　叶少生：专家集体负责。

　　记者：就算是对这个鉴定意见结论不认可的专家他也是要对这个鉴定结果负责吗？

　　叶少生：不认可那他是集体负责，不认可只有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是我们的组织原则。

　　解说：从南京市医学会提供的，张家福医疗事故鉴定的卷宗可以看出，当时7位专家在最后发表意见的时候，有4位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3位认为属于医疗事故。讨论中，也有专家对张家福的食管被全部切除是否可以避免提出质疑，但是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专家组结论是，本病历不属于医疗事故。

　　记者：但是在科学这个问题上往往真理并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

　　叶少生：这个我承认，往往可能是少数人，哪怕是一个人他可能是占真理的主导地位。

　　记者：那您觉得这样一个行政的组织原则适用于科学问题吗？

　　叶少生：那么我们想改变，我们改变不了它，我们只有遵照《条例》的有关规定严格去执行。

　　记者：那么一旦法庭要求你们出庭质证。

　　叶少生：现在我们是采取书面质证，我们有一个人执笔，有一个专家执笔，写好以后要传给每一个专家看，看过以后基本上同意了，形成一个书面意见了，然后我们拿回来我们要打字打好，盖上章，给法院寄去。

　　记者：但是就像您说的像这个案子当中4：3的比例，大家分歧是很大的这么一个比例，由一个人执笔怎么可能能够代表这些意见呢？

　　叶少生：最后每个人都要看，看了以后提出修改意见。

　　记者：那你们这个书面的质证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意见是吗？

　　叶少生：统一意见。

　　记者：还是统一意见？

　　叶少生：统一意见，因为这个是专家组鉴定制。

　　解说：在法庭上，胡志强对于南京医学会所做出的鉴定结论充满了质疑，但是没有当面质证的机会，也没有得到答案。无奈，只好向法庭要求江苏省医学会再次对张家福病例做出医疗事故鉴定。2004年12月21日，江苏省医学会按照回避原则，抽取另外7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做出鉴定结论，张家福的右肺全部切除，与食管损伤属于少见的并发症，医方对食管损伤缺乏详细记载，对其严重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导致食管切除的后果。综上所述，南京市胸科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尚不存在过错行为，本病历不属于医疗事故。

　　胡志强：你既然提出来食道支架的问题上存在着病历记载不足、告知不足，对复杂性、严重性估计不足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已经是医疗事故的，一个完整的主客观要件了，凭着这个要件你怎么还说综上所述本病历连过错都没有呢？

　　记者：但是他们不出庭你所有的疑问不就都得不到解释？

　　胡志强：是，都得不到解释。

　　解说：在法庭上，胡志强再次要求江苏省医学会的专家组成员出庭质证，可是同样没有专家到庭。那么专家组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前后矛盾的结论呢？江苏省医学会的工作人员也为我们联系了当时的7位专家，同样，没有一位专家愿意出面接受采访。

　　记者：那你们是否对你们现在这个鉴定结论也是坚持的？

　　高峰：我对我们的程序是坚持的，我认为我们是做到了合法，这份鉴定结论是合法的，但是我不能说它一定是最有道理的，最站得住脚的。

　　解说：从1998年10月做第一次手术，到2004年12月江苏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做出第二次鉴定结论，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时间，每一次上访、申诉，每一次申请鉴定，张家福都抱着希望，可是每一次的结果，都让他失望而归。

　　张家福：我整个都绝望了，我把我的想法有时候也向胡主任透露一下，后来他说张家福，你别想绝望的事情，事情肯定有一定的结果，他说北京还有一个中华医学会，做鉴定是最高机构，我就问他，我说费用多少，费用8500，来回花费加一起，估计要准备一万块钱。

　　记者：但这8500块钱你出得起吗那时候？

　　张家福：我回来的时候拿这个房子有个房产证，产权证是属于我的，我到银行去抵押，这是你自己住的房子呀，你就剩这房子了，那没得办法，借债借不到我跟谁去借，人家看我这种场面能借给我钱吗。

　　解说：出乎张家福的意料，银行没有受理他的请求。无奈，张家福只好找自己的两个儿子想办法。为了争取这最后一线希望，了却父亲的遗憾，张家福的两个儿子四处筹借，终于凑够了这一万块钱。

　　解说：2005年5月，为了节省开支，张家福和胡志强二人坐了12个小时的火车硬座来到北京，找到中华医学会。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医学会仅仅受理疑难复杂的病例鉴定，幸运的是，张家福的病例得到了中华医学会的受理。从开鉴定会到拿到鉴定结果，虽然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可是对张家福来说却是漫长的。

　　张家福：那天我上午在家我收到电话了，他就告诉我是法院的，他说你的北京鉴定来了，你来拿鉴定吧，我那时候恨不得一步跨到法院把那个鉴定拿到手，我走路都在小跑，到法院他叫我签字，我说你先给我看一看鉴定结论然后我再签字，他说不行你非得先签字，我把鉴定结论从他手里夺过来，我就看了看，看了一看，定下来二级医疗事故，我的心里，我的天哪

　　简直是那个热血就要从头顶上冒出来，眼睛整个都发胀，头都发大，我的手抖得后来签那三个字，我都认不得我自己写的字，当时我在法院我讲我终于胜利了，终于胜利了。

　　解说：中华医学会专家组的意见是，手术前对手术难度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可能出现的意外防范措施不利，手术操作中，不慎引起肺动脉干损伤后处置不当，造成右全肺切除，手术中造成食管损伤，并非不可避免，食管修补方法欠妥，造成修补后胸膜瘘，放置食管支架位置不当，导致食管切除。对此，由于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违反了胸外科治疗常规。因此，医方应负主要责任。鉴定张家福病历为二级丁等医疗事故。

　　记者：但是中华医学会做的这个鉴定也只是一家之言法院未必会依据这个来判。

　　张家福：在我认为它就是最高等级的、最权威的。

　　解说：此时拿到了中华医学会鉴定书的张家福并不知道，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三级事故鉴定没有上下级的监督和否决关系，三级鉴定结论都是具有平等法律效力的。这样一来，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对于法院审理案件来说，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徐华，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也是张家福案的主审法官。

　　记者：这几份结论能不能用谁对谁错这个标准来衡量。

　　徐华：法院也只能讲采信哪一份证据，并不是说哪一份证据就是错。

　　记者：这会给你们的判决带来什么影响？

　　徐华：肯定是给判决增加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鉴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很具体的、很明确的一个认定。

　　记者：市、省、和中华医学会的三级鉴定结论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意见，那么你们在判决当中以什么为依据呢？

　　徐华：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主张能够通过调解来化解双方的矛盾。

　　记者：如果在这个案子中双方是不同意调解的。

　　徐华：就鉴定来讲，并不存在就是说省级比市级的效力要高，也不存在中华医学会的效力一定就比省级、市级高。

　　记者：是。

　　徐华：法院审理也是把这三份鉴定作为一个证据来进行审查，就这个案件来说，中华医学会的结论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一点。

　　解说：2005年7月，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张家福一案作出民事调解，张家福获得各项损失赔偿共计46万元。这起长达七年的医患纠纷，终于有了一个了结。还清了外债，张家福把剩下的20万元拿出来，给两个儿子盖了新房。

　　记者：你们现在是否接受中华医学会的鉴定结论？

　　叶少生：我不好讲哪一个高，哪一个低，我们专家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但是学术上的认识，从认识的角度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

　　记者：假如说最后证明南京医学会做的这个鉴定是错误的，那么医学会和相关的专家成员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叶少生：医学会这个鉴定是不会错的。

　　高峰：你不能认为说中华医学会鉴定结果跟江苏省的不一样就说它是不公的，它是不客观的。

　　记者：对，我们没有假设这份鉴定本身，我就说如果这样的一个结论当中是不公正的有人为因素的话它也是得不到监督的。

　　高峰：这可能也是我们以后设法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来进一步监督这个鉴定的公正性。

　　解说：三级医疗事故鉴定都是合法的，可是对于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又都没有监督。就张家福病历来说，在南京市医学会7名专家争论激烈，最后以4：3的票数鉴定为不是医疗事故。江苏医学会则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7名专家都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中华医学会由于主管负责人出国考察，我们没有采访到。但是从结果来看，又与江苏省两级鉴定结论完全相反，认定为医疗事故。三级鉴定，无论从鉴定过程和结果来看，都存在着很大的出入。

　　记者：那你是否认为现在这个三种不同的鉴定结论只是代表了比如不同的学术之争、流派之争、见解之争？

　　胡志强：也不能这样看，无论是南京的专家还是江苏省的专家，我相信他们的水平，那么为什么结果不一致呢。

　　记者：你怎么分析？

　　胡志强：由于我们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不承担责任，就是正如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过去卫生行政部门召集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是老子鉴定儿子，那么现在这种医学会就是兄弟姐妹互相鉴定。怎么说兄弟姐妹呢？你是第一医院的，他是第二医院的，第一医院也有出问题的时候，第二医院也有出问题的时候，所以说今天我帮你一把，明天这样，这样一个非常科学的问题就变得有点庸俗化了。

　　记者：但是医学会认为我们所有的鉴定都是公开的程序，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

　　胡志强：你既然是公开的话为什么不能签上自己的名字，不能走上前台接受医患双方，接受我们媒体，我们广大群众的品头论足呢？

　　记者串场：同一个官司三级医学会的鉴定完全不同，所以张家福得到赔偿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侥幸，因为他觉得事情太偶然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根据媒体的报道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行两年多以来中华医学会受理的80％的案例鉴定结果都跟地方完全相反，这么大的差异不仅仅会引起法律上的争议同时也会影响到鉴定本身的公信力，也更使医患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法律的鉴定标准，同时我们也更需要一种能够对鉴定结论承担责任的法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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