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时代先锋：两院院士侯祥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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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com消息（面对面）：
导视：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
93岁的高龄
共和国总理亲自邀请他为国家能源战略勾画未来
他是共和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战斗机、原子弹等尖端武器中都有着他的科研成果
传奇的科学经历，坚定的人生信仰
一位世纪老人的报国情怀
一部共和国石油工业的奋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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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侯祥麟
191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
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赴美留学 获得美国卡乃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1950年回国 曾担任中国石油工业部副部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石油化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解说：2003年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我国石油化工业著名科学家，两院院士侯祥麟的家中，亲切地看望了这位见证了共和国石油工业发展全部历史过程的老人。温总理希望侯祥麟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为中国能源战略的研究多作贡献。在这次会面之后，当时已经91岁的侯祥麟担任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
记者：接手这个研究项目的时候，90岁已经过了？
侯祥麟：根本就没有想到我多少岁，我觉得我有没能力能够承担？当时觉得还可以，我就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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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不是因为总理点您的名，你无法拒绝？
侯祥麟：我考虑以后，我觉得我还是有可能完成的，所以我就接受了。要是认为不能完成的，我当然就不接受了，我接受了，我耽误他的事。
记者：当然一方面，大家对您表示钦佩，但是另一方面也担心也有疑问啊，是不是这个行业像您这样的人才，还是非常难得的？后面能不能跟上来？
侯祥麟：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个人，总有第二个人来接替你的。何况我这个年纪太大了，比我小的，80岁的，70多岁的，这些老人还很多，他们也都有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专长。这些人还都是不错的，但是我能搞，我觉得我就承担了，不一定要推给别人做。
解说：今年已经93岁的侯祥麟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当时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已经取得了化工学博士学位的侯祥麟就立即回到了祖国，希望实现他少年时期就树立的科技报国的理想。
而当时他面对的新中国，刚刚经历了战争的磨难，百废待兴，石油工业更是一片空白。全国仅有的几座小型炼油厂也在战争中损毁严重，一时无法启动生产。更让侯祥麟焦虑的是，解放初期全国的原油产量几乎为零。
记者：你怎么给自己找位置，学炼油的，别说炼油，有没有油还不知道呢。
侯祥麟：我们的天然油当时只有玉门油田一点点，整个没油。
记者：没有油的现实当时压力有多大，对你们来说？
侯祥麟：因为国内的没有油都要靠进口的，而西方国家进来不了，只能从苏联进口。在1960年以前我的精力主要是在人造油上。后来我们在广东茂名建了一个大的页岩油厂，当时都是想靠人造油来解决。
解说：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封锁，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前苏联的援助。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援建了兰州炼油厂，开始生产部分工业用油，而像航空燃油和润滑剂等军需物资，则全部依赖从前苏联进口。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从前苏联进口的石油制品尤其是军需油品数量锐减，出现了全国性的“油荒”，许多汽车不得不使用燃气作为燃料，特别是航空煤油几乎无法供应，战斗机停在机场不能起飞，国防安全受到直接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已经担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主要负责炼油技术工作的侯祥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为此还对侯祥麟发了脾气。
记者：余秋里跟你们说的，要把研究所的牌子倒挂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侯祥麟：这是因为我们的航空煤油要自己生产，生产出来的航空煤油，在试用的时候，发现航空煤油对飞机发动机燃烧时造成腐蚀。这个问题解决好几年没有解决。所以苏联要是不供应航空煤油了，那么我们的空军就不能飞了，所以军委这个头非常着急，就老找余秋里，说你什么时候给我解决航空煤油，航空煤油什么时候能生产？余秋里着急得不得了，老找我，有一天他急了，你什么时候给我解决，你再不解决，我就把你这个科学研究院的牌子给倒挂。
解说：1960年前后，我国遭受了连续的自然灾害，正值困难时期。石油职工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减至10公斤，副食供应几乎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侯祥麟领导的航油科研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反复实验，反复装配，甚至1961年的除夕之夜，侯祥麟也是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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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侯祥麟：能动员的人都动员起来参加工作，做了好多工作，取了好多数据。最后把这些数据再搁在一起，好好分析以后，就预测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原来认为航空煤油里头含的一些坏的东西，实际上是好的。但是不好东西是什么，是一个硫化物，硫磺的化合物一直认为是造成腐蚀的东西，结果发现硫化物还是防腐剂，所以后来不可能就试一下吧，一试，行了。
解说：就在航空煤油研制成功的同一时期，侯祥麟领导的科研队伍，还在短期内为我国的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研制出了特种润滑油品，保障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成功爆炸。
1959年，大庆油田的顺利出油为共和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希望。但是由于大庆原油的含蜡量非常高，而当时我国的炼油技术又十分落后，只相当于国际二、三十年代的水平，因此炼制出来的油品仍然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因此石油工业部专门召开石油炼制科研会议，决定由侯祥麟所在的科研所负责，自主开发：流化床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新型催化剂和添加剂，这五项炼油新工艺。当时一部叫“五朵金花”的电影正在全国热播，因此这五项新工艺被形象地称为“五朵金花”。
1965年，这五项炼油新技术开始在全国的炼油厂大量使用。年底，我国的石油制品就全部实现了自给，从此结束了中国人使用“洋油”的历史。
随着一系列科研难题的攻克，新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石油工业。而侯祥麟与石油化工专业的结缘，却是缘于中学时代一堂化学课的影响。
记者：对您有什么影响呢？
侯祥麟：给我们讲原子核里头有非常大的能量，要把原子核中的能量被释放出来，那这个威力无穷，我们那时候理想主义者以为要是把原子核能量释放出来，打日本就很好了，所以也想从事化学，将来来探讨怎么样释放原子核。
记者：原子核是物理里面的范畴啊？
侯祥麟：因为是化学老师告诉我们这个事，所以我就以为这是化学的事，物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物理的事，直到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是物理学的领域。
解说：1931年，19岁的侯祥麟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入当时的燕京大学化学系。在大学期间，他开始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并逐渐了解中国共产党。
侯祥麟：“9.18事变”之后，共产党号召抗日，这点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影响。
记者：共产党当时是一个小党，你就看到他的光明前途了？
侯祥麟：那个时候只是认为他主张抗日，所以我们就拥护了，他是否能够掌握政权，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这个事，只是抗日，我们就要拥护他，到死为止。
解说：1935年，从燕京大学毕业的侯祥麟又考取了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这期间，侯祥麟阅读了我国著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这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而这些理论让侯祥麟的思想发生了社会意义的“化学革命”。
侯祥麟：后来我就尽量找这方面，社会主义方面、马列主义方面的书，包括《反杜林论》、《资本论》，好多经典的著作，我从1935到1937年这两年的时间，白天在化学室工作，晚上就是看书，我是看了两年的著作。
记者：这样就坚定你一生的信仰？
侯祥麟：就通过这些书树立了我的信念，坚定了，我一生就不变了。
解说：1938年，27岁的侯祥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由于日本的封锁，中国军队抗战所需的汽油非常紧张，到了“一滴油一滴血”的状况。当时正在长沙参加抗日运动的侯祥麟就和同事们研究从植物油中、从煤炭中炼制燃油，供应抗日前线。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侯祥麟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决定赴美留学。
侯祥麟：我到美国去目的是学一些技术，在为新中国服务，我出去的时候最后到夜里到红岩村去看董老，董必武，他就给我们讲，说现在看形势越来越好了，日本可能不久就要垮台了，咱们党也需要一些科技人才，所以说希望我们这些出去留学的人好好学些技术回来好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解说：1944年12月，侯祥麟前往美国匹兹堡的卡乃基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学。
侯祥麟：我们一般同学去了就埋头念书，我觉得我要了解一些美国的社会，所以我开头跟中国同学住在一起，后来我就跟美国同学住在一起，我到过一些美国的不同阶层的同学，我还到过一个矿工的儿子家里去作客，看到矿工那时候因为煤矿挖得比较快挖完了，所以他们很困难，在煤矿里头的矿工，在冬天的时候家里在客厅搞一个大火炉，四周围睡觉的房子都没有火炉。
记者：这说明什么呢？
侯祥麟：说明美国那么富，还是有穷人，还是很穷的。
记者：不平等。
侯祥麟：很不平等。大概有两年时间我是尽量了解美国的社会，我通过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我对美国崇拜的心理是越来越淡了。
记者：但是我从您的书中间看到，您年轻的时候还是非常活跃的，你的生活还是很西化的，比如说你很喜欢跳舞，舞也跳得很好。您对美国，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某些认同，它没有影响你的革命思想？
侯祥麟：美国有好多生活很方便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政权来讲，我就看到他一些腐败的一面。他也有民主，不能否认，但是他有好多是假象。
解说：1949年春，已经博士毕业的侯祥麟受聘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燃料研究室副研究员，同年，在他和几名共产党员的推动下，在波士顿发起成立了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侯祥麟被选为常务干事。
侯祥麟：那时候党内是想要做一些学生工作，所以要我除了念书之外，也要做一些学生工作。记者：效果怎么样？
侯祥麟：起作用的，我们不光光是政府宣传，我们还联络，你说我为什么会跳舞，我在那儿带头跳舞，大家很亲热，我会，我在美国学会好多东欧的跟美国的民间舞，所以我就会带他们去跳舞，大家就觉得很亲热，我们讲得话他比较能听得见，所以用各种形势来影响大家，是起作用的。
记者：你在美国，在大洋彼岸那么遥远的地方，那么多年，您一直没有改变过这个信念？
侯祥麟：一点儿都不动摇。
解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6月，侯祥麟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而同期回国的人员中，“留美科协”的科学家和学者就有300多名。
记者：当时的状况是，新中国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美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为什么愿意回国呢？
侯祥麟：因为我本来就是为了要建设中国才去学习，我出去的目的就是为回国，不是说随便出去，我不是羡慕美国才去，到美国去，我是为了祖国的建设到美国去。
记者：当时除了回国之外有别的选择呢？
侯祥麟： 1950年回来的时候，我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个副研究员， 1949年底签1950年的合同，我不愿意留下，我要是留下很简单，我签合同就留下工作。
记者：今天侯老您的成就大家觉得您成功了，您回来是对的，但是当年不一定能看到这一点儿？
侯祥麟：我自己认为回国总有贡献的，总会做一些事，做什么事我当然说不出来，能够有什么样的成就我说不出来，但是为祖国的建设那是我的信念，必须做的事。所以这没有什么考虑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犹豫的。
解说：回到祖国后，侯祥麟和石油科技人员白手起家建设新中国的石油化工业。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1965年，我国的石油工业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建设的动力之源。
但是，刚刚起步的石油工业很快就遭遇了文革的破坏。在那场全民族的灾难中，侯祥麟也没有能够幸免。1969年，他和全家被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改造。当时进驻研究院的军管小组对侯祥麟说，只要他写一份检讨就可以留在北京。但是这份检讨侯祥麟始终没有通过。
侯祥麟：那个军管会要我承认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不承认。我自己认为我不是走资派，更不是死不改悔，所以他叫我要承认，只要我承认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可以留下，我不干。
记者：那你干吗嘴上都不服软呢？
侯祥麟：我服软什么？我承认走资派吗？这个不符合我的性格，我是实事求是，绝不会受他们的屈服，这个不行。我宁可去劳动我也不承认，违心的话我是不说的。
记者：你性格中间是不是有很固执的成分？
侯祥麟：也可能我有固执一面，我认为对的我就坚持。
记者：那个时候您没有怀疑自己回国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侯祥麟：没有，一点都没有。
解说：文革岁月的磨难，并没有改变侯祥麟的人生信仰。
1978年，66岁的候祥麟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他开始关注全国石油战略的调整和发展：面对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重科研、轻转化的现状，1994年，在他的提倡下建立了中国工程院；面对经济改革中石油人才匮乏的现状，他四次给中央领导写信，积极筹建奖励基金，并捐出自己的奖金，鼓励青年人才进行科技创新；1997年，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成功举办第15届世界石油大会，让中国石油界融入了国际舞台。
每天早晨，侯祥麟都会准时出门，赶到办公室上班。作为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两院院士，作为一名有着6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深知总理交付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项目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他在2004年6月2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侯祥麟：树立节约的观念是第一位，因为别的还可以限制，最难限制的是什么？汽车。汽车的发展很不容易控制。
记者：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不让人家买？
侯祥麟：年轻人都要攀比，谁房子建的大，装修得漂亮，谁就有面子，买车要买大车，好车，都攀比。这个完全是跟咱们这个国情不相融。所以要这种奢侈之风不扭转，节约型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
记者：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多买一点油，多炼一点油嘛。
侯祥麟：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得到油啊。因为这个不完全是市场经济，油是一个战略物资，所以这里头牵涉到政治，牵涉到经济。
记者：您的下一个愿望是什么？
侯祥麟：我现在考虑2050年以前，石油怎么解决供需的问题。
记者：好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侯祥麟：谢谢。
我深感国家的命运就是我们个人的命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我的政治信仰始终不悔，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责编：陶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