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中美首次战略对话8月1日在京举行

	资料图：8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右)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左)在对话前握手。当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率团参加此次对话。（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半月谈消息：8月1日，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是中美建交以来双方首次举行此类高层对话。而在此之前，中国已与多个国家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战略对话已逐渐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互动的新模式，也日渐成为中国外交新的看点。

　　2004年11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总统布什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会晤。胡主席对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出几点建议，其中包括“加强两国战略对话”。今年3月，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双方确定将定期举行战略对话。

　　8月1日首次举行中美战略对话的双方，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对话内容涉及台海、军事、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经贸、民主、人权等议题。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均对此次对话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公告称，中美举行对话是有益的、建设性的，增进了相互理解。佐利克在8月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方认为，美中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应加强合作，减少分歧，希望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的合作，实现互利双赢。

　　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在新保守主义势力推动下，美国内主张加强对中国防范的声音有所增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政府总体上认为中国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但仍坚持对华接触政策。在这一背景下，首次中美战略对话的举行，不仅标志着中美间对话与合作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话增进互信，加深了解，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国对话主要大国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战略关系或全面伙伴关系，双边战略对话逐步展开。在这些对话中，有的属于最高层对话，虽未必冠以“战略”二字，但实际内容已属战略对话范畴。如中俄自1996年确立元首会晤机制以来，两国已建立起密切的高层交往机制，包括元首年度互访、议会领导人年度互访、总理定期会晤等。这些高层交往机制是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2005年2月，中俄启动了国家安全磋商机制，开辟了高层战略对话的新渠道。

　　1997年，中法两国建立战略对话关系。2001年，两国元首决定建立军事和战略小组，把两国在战略和安全防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到新的水平。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与希拉克总统在巴黎签署《中法联合声明》，提出把参与维和行动、推动军控和防扩散、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纳入中法战略对话之中。两国同意深化战略对话，研究采取共同行动。

　　今年以来，中国与印度、日本、美国之间举行的战略对话与上述对话有所不同。新的战略对话主要目的是增信释疑，明晰政策目标，通过对双方最关切的双边和超越双边的战略性问题进行坦诚交流，以减少误判，为双方解决分歧和困难奠定基础，确保双边关系长期平稳发展。

　　今年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印度外交秘书萨兰在印度举行了中印两国首次战略对话。双方讨论了影响目前国际环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包括国际恐怖主义、防扩散、能源安全、联合国改革、朝核问题和伊拉克局势进展等。在会谈中，双方通报了各自的外交政策，并就中印关系交换了意见。对话虽未涉及两国间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但表明了双方加强双边关系、谋求更多合作的意愿。

　　今年5月和6月，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先后在北京和东京举行了两轮战略对话。据日本主流媒体报道，两次对话内容涉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问题、东海石油天然气开发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等。双方确认，要加快处理日本军队遗留的化学武器，研拟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中日共同作业计划”，设立促进学术、文化、教育交流的友好基金。

　　大国互动新模式

　　通常，战略对话可以发挥两方面作用，一是巩固现有双边关系，进一步促进战略合作，如中法、中俄之间的战略对话，就是在双边关系已经比较稳定牢固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扩展两国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是推动双方理性客观对待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避免误判和引发战略冲突，如中日、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中日两国目前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政治关系最困难时期，中日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双方逐步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此外，战略对话也具有为更高层的双边对话创造良好氛围的功能。例如，中印战略对话发生在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访印之前。中美战略对话则兼有为中美两国首脑下半年会晤做准备的任务。

　　在中印、中日、中美之间举行的战略对话中，各方都认为这种对话积极有益，同意继续保持。因此，上述战略对话有望向机制化方向发展。

　　与以往的大国互动模式相比，新的战略对话机制呈现如下特点：一是不针对第三方。与美欧、美日之间的战略对话不同，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对话，其议题虽然可能超出双边范畴，但落脚点是稳定和改善双边关系，而不是为针对其他国家去寻求组建或加强联盟关系；二是议题广泛。与一般就具体议题进行事务级对话和磋商不同，战略对话所讨论的议题，只要是双方所关切的，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谈；三是以增信释疑、加深了解、推动合作为主要目的。通过对话确定双方的利益共同点，明晰分歧，以待双方政府逐步解决。而对话本身并不肩负直接解决分歧的使命。

　　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建交30多年来，双方已搭建了包括商贸联合委员会、军事磋商、人权对话、反恐合作、防扩散交流、避免海上危机及海上通道安全等在内的几十种交流平台和交流机制。战略对话并非要取代或整合上述具体的对话机制，而是这些平台和机制的延伸与深化，从更广泛的角度阐明各自立场，进行充分的战略评估，以从整体上更好地协调两国关系。

　　目前，中国与主要国家的战略对话仍处于初始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讲，对话的形式大于内容。从长远看，这种战略对话形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通过对话，双方定期坦率地对各自关切的现实与长远问题交换意见，阐明各自立场，探寻解决办法，这无疑有助于稳定和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战略对话作为中国与主要大国良性互动的新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和平、发展、合作的理念，有望成为发展当代国际关系新的潮流和典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赵青海 编辑：赵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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