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连元

　　杨业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人的欲望如果只是追求金钱，他便永远得不到满足；而得不到满足便永远不会快乐。我没有很多钱，但我也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

　　身为我军高级将领，杨业功常自称为“清贫的富翁”，听了真是让人一阵怦然心动。采访中得知，杨业功就是这样一位精神上的富有者，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崇尚节俭，他在权力支配上的廉洁自律，都是有口皆碑、声名远播的。向官兵亮出自己的家底

　　去年4月初，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杨业功被转往北京救治。就在病床上，他对妻子杨玉珍断断续续说了这样两句话：“你现在就回基地，把车交了……”他说的车，就是自己在基地任职时部队配用的专车，按照他的想法，人已不在基地，就不能再享受这种待遇了。尽管生命已近垂危，他在廉洁自律上所追求的“一世英名”是须臾不可偏离的。

　　在二炮部队，杨业功的清贫和节俭是出了名的，很多人都想不到，身为部队高级将领，他的家庭并不富有，他的生活和许多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

　　2003年，在部队领导述职报告时，杨业功向机关干部坦然亮出自己的家底儿。他说：“我家四口人如今都拿工资，我的月收入有3000多元，家里月收入有6000多元，总存款是年年上升，现在已达到30万元，属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小康家庭。”如今这年月，有多少人愿意让人家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呢！而对于杨业功这个二炮基地司令员来说，坦言自己的收入，公开家庭的存款，他的为官清正、为人廉洁，称得上是坦坦荡荡，高山仰止了。从没在私欲上迈出半步

　　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杨业功身为基地司令员，居高位、握重权，可以号令官兵；他又在军旅为官多年，过手的经费数以亿计，真能那么“一尘不染”吗？

　　采访中得知，在杨业功这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面前，任何打个问号的话题应该说都是卑下的。而恰恰因为他始终牢牢把握公与私的分界线，始终坚信作为领导干部，要求自身严，廉政标准高，说话办事就底气足，也就能够带出作风优良的好部队。

　　1998年，杨业功还是分管后勤的基地副司令员，当时，他父亲因患白内障住进基地医院，院里见直接领导的父亲来了，便提出费用全免。杨业功坚决不同意，他说道：“我父亲不是军人，不该享受的待遇说啥也不成！”医院实在拗不过去，只好收下家属交来的4200元医疗费。谁知，杨业功还是不放心，怕的是有人把发票拿走给报销了。当天晚上，他让妻子找出发票，当场撕碎，惹得妻子直埋怨：“老杨啊，这么多年了，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杨业功病重之后，也没放松对自己的严要求。他动手术之前，专门向家人、工作人员交待：不管手术能否成功，基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找医院的麻烦；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来看我，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同时，家属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收礼品、现金。手术之后，他转入后期治疗，部队招待所时常炖些鸡汤、鱼汤给他滋补。离开南京时，杨业功拿出2000元交给所长说：“谢谢你们的照料，就算作我的伙食费吧。”“我还是农民的儿子”

　　杨业功是从湖北农村走出来的，小的时候家里很苦，放过牛。这段难忘的经历，使他一直保持农民后代的勤俭本色。

　　他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工作的标准很高，生活的标准很低。他家的住房10多年从未装修过，家具多是“老古董”：睡的床还是用4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30年前他任某团副参谋长时自己设计的；当旅长时买的沙发坐了十几年还在用，一张小方桌油漆已经脱落，来人一多，就得到邻居家找凳子。

　　“当了将军，我还是农民的儿子；权力是人民赋予我的，我没有任何特权！”杨业功的儿子杨波涛至今对父亲这两句话记忆犹新。当年，杨波涛入伍时，杨业功反复叮嘱他：要到最艰苦的基层去，不要因为有我而谋求任何特殊关照。

　　1999年秋天，杨波涛准备休假了，杨业功刚好到他所在的旅检查工作，返回基地时，随行人员说道，让波涛跟车一起回去吧，杨业功却说，他不能享受这个待遇！最后，杨波涛还是坐火车回的家。

　　“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这是杨业功在1996年所作《公仆铭》中的两句话。当了将军之后，杨业功的地位高了，权力大了，但很多人都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

　　“你们不许干预我的工作，不许享受特权，不许收受任何钱物好处。”这是杨业功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约法三章”。

　　一生廉洁自律，一身浩然正气，杨业功给当今时代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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