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沙8月27日电 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中，有两位中国女性始终是最得力组织者。她们是中国原告代表团团长王选和常德地区负责人陈玉芳。
细菌战让她们结缘
今年已经50岁的王选1977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当了8年中学教师。1987年，王选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她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这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说，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其中提到王选父亲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并赔偿。报道还提到，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
“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选看到这里一下子跳了起来，她很快与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并说：“崇山村就我一个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准确地把崇山方言翻译成日语。”就这样，她义无返顾地加入到日本细菌战调查团。由于王选本人也是细菌战受害者家属，1997年，中国第一批原告起诉时一致推举她担任原告代表团团长。
1996年9月，在常德市对外友好协会工作的陈玉芳女士接到上级任务：接待几名日本人来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陈玉芳说，当时来的是一濑敬一郎律师等一行9人，王选是翻译，不是调查团成员。当时她不知道细菌战是怎么回事。为了寻找受害者亲属，她和王选等人挨家挨户打听，到老居民区找了五六个人，有的是受害者，有的是见证者。老人们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悲愤不已。
当时日本律师表示愿意为死难者打官司，陈玉芳一口就答应下来。从那以后，在对细菌战的调查诉讼中，陈玉芳与王选并肩作战，结下深厚的友谊。
直率、真诚、容易感动
记者第一次见到王选女士是今年5月份。当时，日本律师、老兵、教授、大学生等一行组成的访问团到湖南省常德市访问，王选也随团到访。只见她习惯地背着一个偌大的牛仔旅行包，风风火火的样子。介绍过后，她从包里拿出一叠很厚的有关细菌战诉讼的资料递给记者。
给记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访问团举行一个细菌战诉讼的报告会，一些原告对这场官司逐渐失去了信心，不停地向日本律师提问：“要是一审败诉了怎么办？”还没等律师回答，王选总是抢过话筒，大声嚷道：“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打官司。自己的官司要自己打，问日本律师干嘛！”
王选对记者谈到这几年的坎坷经历时说，她最深刻的体会是，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做，不能靠别人，也不能有幻想，但是对正义，始终要有坚定的信念。
陈玉芳女士同样有着倔强的性格，但她的感情却十分脆弱。“我面临的受害者90％是农民，调查的时候我们不要他们出一分钱，每年开一两次情况汇报会，来回车票、餐费、误工补助等都由我负责解决。我们的调查人员20公里以内骑自行车，自带干粮。”
“只要有人谈细菌战诉讼，我就感觉到非常亲切。”陈玉芳说。今年六七月份，湖南省常德和长沙市的38万名学生签名声援诉讼，70多本签名册，装了满满3个大纸箱，日本律师要求8月初要送达日本法官。7月18日，陈玉芳找到邮局，打听到发特快专递需要9000元，后来邮局职员想办法，结果花了2000多元发航空邮寄。邮寄的时候，陈玉芳在箱子上写了一行字：“箱子里装的是38万人的签名，声援细菌战诉讼，必须在8月1日之前送达。”
8天后日本律师打电话说签名册收到了。“速度如此之快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以前都得花个二、三十天，这说明中国有很多人支持我们。”陈玉芳一直为此而感动。
一颗跳动心，满腔爱国情
王选女士是细菌战受害者亲属，她时年13岁的叔叔王海宝死于那场灾难。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罪行，深埋在村民们记忆中。是我，一个农民的子孙，在青少年时代，从村民们那里受到最好的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王选始终强调，民间赔偿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谢罪的一种合适方式。打这样的官司，对中国受害者来说，绝不是为了赔偿多少钱，主要揭露历史真相，讨还历史公道。在日本的10多年里，王选切身感受到，在中国差不多的人都知道战争中日军的种种暴行，而在日本很多的人都不知道。
陈玉芳的家人都不是细菌战受害者，但是她依然为之呼号奔波，其中还受了不少委屈。陈玉芳在调查中感受到，细菌战给受害者亲属和后人留下的心灵创伤是几十年也抹不平的。她告诉记者，有一中学生在细菌战中11口家人全部死亡，别人为了给他“冲喜”，帮助娶了个媳妇，但没有亲人的他一直郁郁寡欢，30多岁精神错乱，媳妇也受影响，生的儿子都性格孤僻。
去年4月份日本律师提出几次开庭都稀稀拉拉没几个人，原告方能否在12月份开庭的时候，组团到日本宣传演讲？陈玉芳当即挑起这一重任，召集了10多人到日本进行了10多次演讲，律师非常高兴。陈玉芳说她的演讲的题目是《中日友好的前提》。开始演讲的时候，大概有30多人，最后一次演讲时，居然有七八十人，连走廊里都站满了听众。（丁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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