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沙8月27日电 随着有关资料的公开和国际社会的调查，日军细菌战事实日益清晰，中国各地的受害者及家属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先后有浙江省的衢州、宁波、江山、义乌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共180名受害者代表，将日本政府起诉至法庭，要求谢罪并赔偿。
细菌战浮出水面
1941年11月4日，湖南常德市大雾弥漫，一架日军轻型飞机飞临上空，常德城内立即响起刺耳的警报，居民们像往常一样慌忙地躲避空袭。可是这架飞机却没有投下炸弹，而是撒下一些破布、烂棉花等。几天之后，常德城内鼠疫流行，居民大量死亡，全城陷入一片哀伤、恐怖。
在此前后，浙江省的衢州、宁波、江山、义乌等市也爆发大规模的鼠疫，许多无辜百姓死亡。一时间，这些地区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可是，当时有谁会想到，他们竟然是被一种特殊的武器——传染病杀死的！四五十年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发现，当年日本军队令人发指的细菌战逐渐浮出水面。
1993年，日本的研究人员从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的井本雄男的日志中发现了多处细菌战的记述。井本雄男是当时日本731部队大本营参谋部作战科科员，作战期间写有23册业务日志。其中清楚记载着当时对常德实施细菌战的情景：航空班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5时30分从机场起飞，6时30分到达上空，从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36公斤带鼠疫跳蚤的棉花、谷物等。投放时有“一侧撒布器开盖不充分，只好将整个容器连笼子投在西洞庭湖上”。
在良知的驱使和正义的感召下，一些日本老兵勇敢地揭露当年罪行，篠塚良雄就是一位。今年5月，将近80岁的篠塚良雄第一次来到常德，向常德的受害者鞠躬谢罪。在这之前，他已在多种场合讲述过自己当年的罪行。“1939年我来到731部队，犯下了一生最大的罪行——为细菌战生产细菌。”篠塚良雄接着说：“我究竟生产了多少细菌？最多的时候用30小时生产了10公斤。这些细菌有霍乱、鼠疫、炭疽病菌等。此外还发明了大量传播鼠疫的跳蚤。我们把这些细菌用飞机送到南京等华中地区，或者以实地调查的名义撒播到各地，用来杀害大量中国人。”
“提起细菌战诉讼，不能不想到一位名叫森正孝的日本中学教师。”常德市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常德地区细菌战诉讼负责人陈玉芳说。森正孝为了弄清当时的历史真相，展开大量调查。1988年，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叫“荣字1644”的日本部队，发现细菌战的疑点。为此，森正孝利用假期到浙江省的义乌、金华、宁波等地调查，并拍摄电视专题片披露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回国后，森正孝发起成立“细菌战调查团”，并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讨还公道。
委托日本律师起诉日本政府
早在1994年10月，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村民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了当地1万多村民署名的“联合诉状”，就日军当年实施细菌战所造成的伤害，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并赔偿的要求，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在浙江调查时，日本“细菌战调查团”听说湖南省常德曾发生过鼠疫。1996年11月，在一濑敬一郎律师的带领下，他们来到常德调查受害情况。陈玉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与鸡鹅巷几位受害家属座谈时，调查团成员垂首起立，向他们谢罪，说：“我们的先辈在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深感惭愧。我们来常德就是为了弄清这段历史，为受害者讨回历史的公道。”
1996年底，日本律师再次来到常德，表示愿意接受细菌战受害者的委托，起诉日本政府。陈玉芳回忆说：“我们的受害者家属，一听说打官司，二话不说就签了字，压在他们心底的愤怒实在是太久了，他们至少可以伸冤、控诉。”
要打官司就得有证据。为了调查清楚常德地区受害情况，一些受害者家属和志愿者自发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室”，10多名志愿者在不要一分钱报酬的情况下，搞起了调查取证、整理资料等工作。不知从哪天起，在常德的农村经常看见背干粮、骑自行车走乡串户的人，专门找村里的老人，打听几十年前的事情。他们就是“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室”的志愿者。有一年的夏季，志愿者孙克富一个人一口气走了14个村，整整一个月没回家，调查到了3000名青壮年感染鼠疫，全部扔在荒山野岭的一个破瓦窑内的情况，在当地老人的带领下找到那座几十年都无人敢探视的废瓦窑。
在长达4年的调查中，志愿者们踏足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子，整理出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将7000多名死亡者登记注册。这些调查有力地支持了律师的工作。这些材料同时也再现了当年的情况，引起了国内史学研究者和舆论的关注。他们整理的细菌战受害死亡名册已经存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本侵略者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终于穿透历史的尘埃，血淋淋地暴露出来。
漫漫诉讼路
经过前期大量的调查，1997年8月，中国浙江省和湖南常德市108名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1999年12月，又有72名原告加入诉讼队伍。他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义乌市崇山村原告王丽君说：“日本政府应该正式谢罪。我们并不是为了钱才诉讼的。如果拿到赔偿，我们要用赔偿金在曾经发生过细菌战争的村庄建立历史纪念馆。”
“从调查取证算起来，诉讼已经花了7年多时间。”代理律师一濑敬一郎5月份在常德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道。一濑律师1995年在中国哈尔滨召开的一个细菌战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听说了细菌战，随后他到中国调查受害情况。他在中国细菌战受害地调查10余次，成为这场诉讼忠诚的代理律师。
一濑律师对记者说，一审经过27次庭审，一拖再拖的情况下，终于等到今年8月27日的一审判决。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过意义深远，因为诉讼已经达到一定目的。第一，由于各种原因，细菌战长期不为人所知，这次诉讼将受害者的声音直接传到日本法庭；第二点，庭审中，井本雄男日志和其它客观资料已经日本一些细菌学家、医学家等前后11位专家认定，以及31位受害者直面法官的陈述，有力地揭露了细菌战罪行，指出实施细菌战的行为是完全违反国际法。
一濑律师介绍，目前在日本法庭上追究日本战争罪行的诉讼共有50多起，不仅仅是中国，韩国等亚洲其它国家的受害者也来到日本提起诉讼。其中有几个诉讼已经出了结果，认定了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的法律责任。他说：“细菌战是这些战争中最残酷的犯罪行为，我认为我们在法庭上从法律责任上已经成功地追究了日本的法律责任。”
中国原告代表团团长王选女士表示， 这是一场艰苦而有漫长的诉讼，引起了国际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7年多来已有24位原告相继去世，为了使这场细菌战的审判成为对他们，以及无数的细菌战受害者们永远的安慰，原告团将不懈努力到最终。
王选还说，有关诉讼提出的受害部分，证据很充分。日本律师向法庭提交了480多件证据，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相当部分是原告和受害者的直接证据。但是，诉讼提出的细菌战受害部分只是全部受害的冰山一角，全国绝大部分细菌战受害地的调查还没有开展。（丁文杰）
新闻背景：细菌战——一场深重的灾难
目前，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辩护团调查清楚的中国细菌战受害状况如下：
一、日军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飞机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到第二年１２月，造成至少２０００人死亡。衢州的鼠疫向相邻的义乌市区传播，从１９４１年９月到第二年３月，至少２３０人死亡，同时在崇山村造成至少１９６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１０３人死亡。鼠疫还从义乌市传播到东阳，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到第二年４月，至少有１１３人死亡。
二、日军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在浙江省宁波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到同年１２月，这一地区的细菌战受害者至少有１０９人。
三、日军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到１９４５年１月间，常德市细菌战死亡人数至少达到７６４３人。
四、日军于１９４２年８月采取将混入霍乱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发鼠疫流行。１９４２年８月间，江山城区和农村的蔡家山、七里桥等地死亡至少１００人。
这次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中，１８０名原告是来自浙江省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东阳市、崇山村、塔下洲、江山市和湖南省常德市等８个地方的细菌战受害者，诉讼以日本政府为对象。第一次提诉是１９９７年８月，有１０８名原告；第二次提诉是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有７２名原告，目前两案并审。他们要求日本国政府道歉，并对每个原告进行１０００万日元的损害赔偿。东京地方法院受理诉讼后，分别于１９９８年６次、１９９９年６次、２０００年６次、２００１年９次开庭审理，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６日第２７次开庭终审，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７日一审判决。
原告针对被告的不法行为，提出３项主张：
一、根据《海牙条约》第三条、中国民法、日本民法中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公理，原告认为“在战争中，被告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伤亡”。
二、根据日本国家赔偿法第一条，原告认为“战时及战后，被告将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彻底隐瞒，这不仅使被害者们向被告追究责任变得更加困难，还给被害者们增加了精神上的痛苦”。
三、根据日本国家赔偿法第一条，原告认为“在战后细菌战事实更加明朗化后，被告仍然殆于对被害者的损失进行补偿的立法，这也是给被害者们增加精神痛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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