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思考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考述

　　[摘　要] 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在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撰写的《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放弃了他此前坚持的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看作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标志着建国前夕刘少奇在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重大变化，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特殊关系的进一步探索，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在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撰写的《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刘少奇的思想发展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一篇广为研究者引用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献除了比较完整、系统地体现出中共关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具体设想，还阐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历史发展至关重要的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观点。《报告》指出，新中国社会存在外部和内部两种形式的矛盾和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接着，《报告》用反驳的语气说：“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 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表述，说明建国前夕刘少奇不主张再沿用他此前坚持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而这与1948年9月以来刘少奇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出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建国前刘少奇思想发展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就使得《报告》本身具有了独立考述和研究的价值。

　　一

　　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设计蓝图中，并没有关于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的明确判断。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确定，应当是1948年下半年后在确定新中国建国方案的过程中形成的。

　　1948年9月初，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这篇较早具体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刘少奇把新民主主义经济划分为三种具体形态：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资本主义成分，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也必然要与国家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发生竞争。这种竞争，愈到后来就愈加激烈，并将继续很长的时期。这就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社会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提出和强调了这一观点：“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把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强调的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关于刘少奇的这一认识，毛泽东也是同意的，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此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表现得非常稳定。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再次申明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一观点被写进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标志着党内在新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1949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视察天津城市工作时的多次讲话，虽然主旨在于防止过早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但仍然坚持已经形成的关于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或说基本矛盾的认识，“除开国外矛盾，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盾”。《刘少奇选集》收入了一篇刘少奇1949年6月所写的题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文章，根据编者的题解，“这是一份党内的报告提纲”。而同一时期据《刘少奇年谱》记载，刘少奇“为准备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撰写报告提纲”。也就是说，这份提纲是为访苏、与斯大林会谈而作。其中讲到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

　　显然，从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访苏前，刘少奇在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并没有发生大的框架式的偏移和变化。由此看来，《报告》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与此前刘少奇对同一问题的认识是直接矛盾的。

　　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抵达莫斯科。对于1949年7月2日刘少奇的活动，《刘少奇年谱》记载：“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等问题。”7月3日记载：“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 据师哲回忆，建议提交书面报告的是王稼祥：“王稼祥建议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上述材料表明，《报告》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而是在王稼祥的建议下临时在莫斯科撰写的，毛泽东本人也同意刘少奇以书面的形式向斯大林报告中共关于新中国的建国构想。但从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还无法断定毛泽东是否事前知道《报告》内容以及他的反应。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刘少奇没有直接沿用过去10个月的时间里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而是采取完全相反的表述，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的矛盾看作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新中国社会“主要的矛盾和斗争”，而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只是“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二

　　从1948年9月以来，刘少奇一直是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作为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观点的主要提倡者和诠释者，他的这一观点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和苏联过渡经验。

　　1949年2月3日秘密访问西柏坡的米高扬在同刘少奇谈话后给联共（布）中央的电报材料可以表明这一点：“刘少奇声称，他们将以没收官僚资本为借口去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私营企业的问题，则等到一二年后，他们制定国有化计划时再解决。”“刘少奇强调‘我们牢记列宁的教导：小资产阶级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源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具有时间的长期性和斗争的艰巨性这两个特点。我们目前也面临着列宁曾经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 对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和苏联过渡经验的参照，与刘少奇同一时期强调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客观上形成了矛盾。这是因为，对于主要矛盾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党对于历史发展阶段的判断和政治任务的制定。如果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党的政治任务只能是随之去解决这一矛盾，即通过消灭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可能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置于核心地位。比如从刘少奇视察天津城市工作的讲话中的内容来看，刘少奇批评“左”，却又强调新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就是说，刘少奇在视察天津的讲话中，客观上已经处于两重性的矛盾之中。即，要在理论上坚持两个阶级的矛盾是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或说基本矛盾，那么党要执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是权宜之计。这样，重新思考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摆在了刘少奇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