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思考

　　三

　　从刘少奇视察天津城市工作后5月10日回到北京到抵达莫斯科期间，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具体说明他什么时候对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思考以及思考的程度和结果，但可以肯定，《报告》中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刘少奇近两个月来重新思考的产物。

　　刘少奇为访苏而准备的党内报告提纲是判断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第一，提纲沿用了此前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框架，但表述却出现了细微的变化，强调的不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这虽然还没有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因素”和“趋势”这两个概念则把这一矛盾放置到了一个长远的历史背景中来观察，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个已经提上日程的政治任务。这样，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刘少奇在提纲中高度突出向资本主义进攻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性，把重点放到了反对“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第二，尽管这是一份党内报告提纲，但从其他相关的文献材料看，没有任何关于这次党内会议的文献记载，似乎这次会议并没有召开过。《刘少奇传》只是提到：“六月中旬（1949年???引者注），刘少奇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后（即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引者注）就启程前往苏联。行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王稼祥一起商定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方针。” 所以，这份提纲的内容可能仅仅是刘少奇的个人思考，并没有提交党内高层集体讨论研究并最终定调，这就使刘少奇有可能根据自己后来的反思认识，在《报告》中重新表述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

　　但在1949年7月18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三人联合署名的《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联共（布）中央斯大林会谈情况给中央的电报》中却没有出现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提法。 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在接见中共代表团时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共对苏联的态度和中共关于新的中苏条约的意见。在1948年以来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刺激下，斯大林在面对冲破英美苏《雅尔塔协议》关于远东势力范围划分、建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国家的中共时对这两个问题是高度敏感的。刘少奇的《报告》中讲到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斯大林在“官僚资本”下划了着重线，并批注“什么是‘官僚资本’”。很难想象一个对“官僚资本”不甚清楚的人会对新民主主义基本矛盾有理论兴趣，因此斯大林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刘少奇在《报告》中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表述也就不难理解了。另一方面，刘少奇在《报告》中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本身还是有历史局限的，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作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理论上仍然有令人疑惑的地方，既然是“残余”，又怎么能够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从刘少奇对“立即”这个时间副词的两次使用看，他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仍在进一步探索中。不过，从以上分析来看，《报告》无疑成为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四

　　据《刘少奇年谱》提供的资料，从1949年8月刘少奇离开苏联返回北京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前，刘少奇没有再强调过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是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甚至没有再使用过“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的概念，而着力强调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并力图为相对独立的把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政治任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1949年8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我们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合作，所以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人民民主专政。” 1951年2月28日，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指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 195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一文中刘少奇写道：“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和文化提高一步，应该而且可能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刘少奇不再使用“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的概念，表明他客观上认识到《报告》中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表述的理论不足，并且试图去克服这种不足。虽然当时的历史条件还不允许刘少奇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这种需要不能被满足之间的矛盾作为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无疑刘少奇已经沿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综上考述，《报告》中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表述，在建国前后刘少奇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绝不是突兀的，而且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刘少奇从1949年3月底以来在调查和指导城市工作的过程中个人重新反思的结果，也标志着他放弃过去坚持的认识，开始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新的思考。但必须强调一点，这仅仅是重新认识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开始，有着历史和理论条件的限制，最终没有形成科学的新认识。而且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产生怀疑而避而不谈，建国前后刘少奇关于经济建设和国家工业化是新中国的中心任务以及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设想也就缺失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以至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刘少奇又重新接受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随之也放弃了之前反复强调的关于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设想。但不可否认，《报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特殊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作者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062〕

责编：徐文华